父亲们的澡堂

父亲至今不能放弃对泡澡的坚持，那是煤矿工人的积习。即使在城市里买了房子，也还会专门坐车返回矿区。澡堂如车间，高大，终年弥漫着湿热的蒸汽。交班的时刻，一群群染成黑色的人鱼贯而入：先是慢慢的泡，然后是手掌裹着毛巾，搓背，末了冲洗干净，换了衣服，喝酒。门口就是食堂，骑车五分钟就是一条街的饭店，荤菜十五块，素菜不定，水饺滚圆白嫩如鹅。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价格和分量了。在那些人的世界里，洗澡不是以清洁为目的。洗澡是种仪式。从地下到地上，从劳动回归生活。澡堂空旷，人多的时候，大声说话的声响混浊，在粘稠的墙壁之间反复回荡，仿佛整个世界在热闹：老婆的蠢事，学校打来的告状的电话，周五来的老家亲戚……。他们是凡人，平生写不下几段文字，洗澡是分享，喝酒是表达。毛孔在热水中苏醒，吐出黑色的灰浆，然后是体面的休息和回家。他们是凡人，只懂得这有温度的美好。我离家上学的时候，父亲总感慨我的辛苦（抑或是可怜）：北京可洗不上我们这边的澡了。九七年、九八年，煤炭行情低落，改制的流言风传。狭小的一块地方上，人人叹气，只有在澡堂子里才可以捡回“主人翁”的往昔。终究是挺过去了，木头的更衣箱一律拆除，换上了整洁的铁皮橱柜。赤身裸体的躺在长椅上聊天吹牛的形象毕竟违背“科学”与“效率”，于是撤销吧。从此工人们站着脱衣穿衣，站着说话，先前的那个“世界”，倏然间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看《澡堂》的时候，鼻腔里一遍接着一遍复习着水飘入空中的味道，在北京的胡同与煤矿之间，相同的故事曾经平行上演。身体浸入水中，发硬的毛巾渐渐变软，肥皂用的时日久了，通体散发阳光一般的气味。从匮乏的晚清到匮乏的共和国，“闲”是廉价的求生术，是拒绝浪费的哲学。童年的时候，被男人们的裸露身体包围着，保卫着，却恐惧那四十摄氏度的热烈的水，恐惧大理石的洗手池上北方坚硬水质留下的痕迹，恐惧无法避免的身体接触，恐惧清洁。多年后，生活向我坦白：跟父亲们的世界说声再见吧。朱旭教姜武为客人打背，用一种全人类都可听懂的节奏。傻儿子清早打理柜台，也知道客气地说一声：客人早。懂得劝架，懂得调理夫妻之间的鸡毛蒜皮。追债的凶徒打上门来，老板说：他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得保护他。那些打手也真就识趣，乖乖出门等候。我们的社会变得繁荣，据说也已经有十多年了，只是再也难找这样有种的老板，妥当的武夫。房地产商劝人们掏钱时总会拍着胸脯说两句何谓“社区”，铁质的栅栏和警卫，购买一包盐也要去几条街外的超市。我小的时候，院子里孩子们可去别人家吃饭，只要大树下坐着一位老人，就算是给全楼的孩子们请来保姆。烧饼、熟食、炒货都是外乡人的手艺，家长教育：不许对人家没了礼貌。雅各布逊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劈头质问：为什么孩子不敢在街上自由玩耍了？前现代的温暖的床铺终究还是要收拾整齐，时间错落，道路却惊人的一致。我们的社会变得繁荣，据说也已经有十多年了，父亲们的世界荡然无存。用铁锹的，用推土机的，用各种伟大正确的计划的，毁掉。从此，父亲们站立着换衣服，站着抽烟，站着告别，有时需要腾出手来保持身体平衡，尴尬、笨拙、任人摆布，远远望去，好像受辱。电影里，还是八十年代的广播体操的音乐。听的人心中一惊：这宽敞整洁的澡堂，连同热水，连同穿着干净制服的老板与伙计，连同熟识半生的主顾，还未断气就已经被宣判为遗址。若干年后，楼上的世界逐渐枯萎。人们正在明白，若干年前，什么已经丢失，什么即将死亡。再过若干年后，人们试着重新种植曾经失去的一切，前途未卜。片子的末尾，何兵给即将拆迁的澡堂修好了霓虹的招牌，“那毕竟是老爷子生前的心愿”，那是凡人的亡羊补牢。我做过一个梦，在梦里我叫了一声“爸”，水汽中的男人们一起转头，平静地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