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认识纪录片,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力量如何看待
来源:青柠影院 责任编辑: 更新时间:2022-10-29 13:10:59人气:0
![杀戮演绎](https://static.baigreen.com.cn/Uploads/vod/2014-01/52dc81440d3fb.jpg)
视频:杀戮演绎状态:年代:2012
主演:安瓦尔·冈戈HermanKotoSyamsulArifinIbrahimSinik更新时间:2014-01-20 09:54:15
1965年,印尼政府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都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并遭遇了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共产党人”丧命,其中就包括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AnwarCongo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Pancasila的元老人物。Anwar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主要想针对九苍老师对《杀戮演绎》的评价(http://www.douban.com/note/325288552/)讨论一下纪录片的制作者应不应该主动介入到事件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事件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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