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成功”并不只属于自己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罗尔斯更关注人类本质问题，而不是社会福利的经济效益，他将公正与道德感、制度原则联系起来，进行抽象的高度的整合。在《正义论》一书里，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无知的面纱”的概念化原则，即只有当缔约各方都对于未来无知时，制定的游戏规则才合乎公平。技术地说，就是法律应该是一种不完全契约。这就要求一个社会摆脱人情关系、家庭伦理的障碍，文化背景的差异性障碍，用一种看似未来飘渺无依的心态，理性地饯行利益分配程序的每一个步骤。古代贵族制度是出生即决定未来，阶级分层简单，上贵族下平民。然而，当今社会虽离贵族制度已很遥远，但建立起了更先进、完备的现代等级制度，大多数人披着“偏见的面纱”假装思考，本质上还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为优秀的自己说话。公开课里的Mike，认为公平就是将结果绩效化，例如依靠自身努力坐在哈佛的课堂，对于像他这样的资优生就是一种的褒奖。他忽视了精英制度所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面对教授关于道德感的诘问也只能掩口葫芦，Mike主观认知的偏颇尚且只能称之为对自由的不完全宣讲，就更不能被认为是为公平代言了。罗尔斯认为，反对功利主义的办法是遵从基本自由原则，即承认个体的差异性。但有两个现实例证，真实反映了公平与自由的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为消除阶级差异，牺牲了民众的自由。为了推翻不平等的三级会议和贵族制度，人性中的仇恨嫉妒在民主党派的宣讲中被放大了，被戕害的无辜人口比专制时期还多数十倍，在社会动荡的飓风席卷法兰西上空时，拿破仑王朝仍旧在自由的呼声中占了上风，帝制复辟和自由革命的历史舞台剧回环上演了近百年。在另一片新大陆上，“为自由而战”的口号早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时成为立国之本，而今天的美国，社会福利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的裂痕，潜在的种族歧视让许多人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总结以上两点，要求公平既不能只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上，也要避免与追求自由相冲突；既要考虑到机会均等的道义关怀，也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性。结合罗杰斯的观点和公开课的启发，我认为，不公正绝不单单指财富、地位、阶级的差异，也指受教育程度、社会价值、自我认知等等一系列差距，本质上是人们同等接近机会、受到尊重的程度各有不同。因此，粗略联想到几点接近公平的办法。第一是厘清评判标准，进行多层级的评判。成绩、贡献、受欢迎程度等等，这些评价人的标准都比较容易量化，社会按照量化后的指数制定相应的报酬，理性、科学、客观；然而，这些评判未免太过于扁平化，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多变，另一些值得提到的，比如才能、天赋、努力等等，由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催生，无数机遇巧合，甚至基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作用其中，许多时候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认可，更加难以为“天才的少数人”制定一种标准。于是，有部分天赋异禀的人，要么拿着远超实力、令人艳羡、遭人妒嫉的报酬，要么就被社会残忍地抛弃了。第二是实行多种角度的评判。公开课里的教授多次把取得机会的过程比作赛跑，但或许本不该有这样一个名利赛场，世界上也不仅只有一条赛道，不是只有跑得快才是取胜的法则。比如，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世界创造的价值，从现实利益上，或许科学家占优，从文化影响上，或许艺术家占优，更多时候，科学创造和艺术作品的价值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显现，在当下看，不过是无用之用，往往得不到社会认可而难以为继。第三是评判方法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定义公正。公正有两种，其一是结果公正，然而这会制约激励机制，妨碍有才能的人利用天赋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自我所有权意识也会逐渐被瓦解，而另一种是程序公正，即不要求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但接近机会的过程大致相等，这一种公平看起来更有可能被实现，因为比起消除个体人格特质、天赋才能、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的天赋差异性，建设大致相近的个人上升渠道则容易得多。程序公正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也更小，但想要实现它仍非吾辈戮力而不行。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自述经历，承认自己未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却比较轻松地依靠恩师点拨、机缘巧合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于是他开始反思，成功是不是只属于成功者一个人的，结果他得出一个中肯的答案，得以高瞻远眺的机缘既然来自于社会，必然也要回馈给社会，这就是慈善的源头。我想，这也是社会福利工作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