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戮演绎》到《沉默之像》：革命遭遇野蛮，逃避直面追寻

这是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牵涉到两个国家，但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者，似乎都不愿再提到这段历史，宁愿这段历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国际社会中，这段历史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毕竟发生在一个现代世界里，毕竟是一场血腥而野蛮的屠杀，毕竟有数十至一百万人因此而死亡。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直醉心于这段历史，继2012年拍摄《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在最近拍摄了《沉默之像》。　　这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一场屠杀，被杀死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时隔四十八年之后，《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让他出来讲述并且重新演绎当时的残暴场景。安瓦尔·冈戈，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尽管在影片中已显衰老之相，但演绎起杀人情景来，仍是劲头十足，得意洋洋，一脸轻松。似乎死于自己之手的，并非鲜活的与自己一样的生命，而只是一堆无关紧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绎，恰似当时印尼真实情形，在那个人间地狱里，人们已经杀红了眼，人性已经泯灭。在一步步地演绎之中，冈戈表现出悔意，并且害怕着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现实中，印尼政府却从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当残暴，让人不忍卒看。虽然带有一种仪式感，却很是真实，还原了当时整个事件。观众可看到，当人不受限制之时，人性之恶是如何地迸发；当人有着权力时，会变得如何的自大并视生命如草芥；当人在肆意屠杀生命时，又会是如何的花样百出创意无限。只因与自己有着不同的信仰，只因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就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将其如蝼蚁一样杀掉。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不同的是，纳粹是制度在杀人，个人躲在了制度之后；而在印尼的屠杀，则是个人冲在制度之前，自愿伸出自己的双手，手持弯刀、铁丝以至一切可以杀人的东西，在杀戮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体会着权力的快感。相对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没有了花哨的东西，非常的平实，让遇难者施难者只是面对着镜头，直面着真相。那种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伤痛，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还有对于真相的逃避。纪录片中的主角是个小商人，靠在乡村给人配眼镜谋生。他有着年迈的父母，还有可爱的儿女，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但压在其心头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的哥哥也是死于那场屠杀，而极其残忍杀死他哥哥的凶手，仍然还活在这个小村庄中，仍然对着镜头兴高采烈地说着当时的残杀情景，毫无忏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饱受凌虐，曾经三次被虐杀，死时极端的痛苦。而这，正是压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担。　　《杀戮演绎》对于那段历史做了反思，不过，影片却将整个历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何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在印尼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为何共产党人特别是华人成为被屠杀的目标？而这两点正是让事件相关国讳莫如深之处。印尼政府作为屠杀者，其暧昧的态度还好理解。尽管印尼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屠杀亦是独裁者苏哈托所为，但这场血腥的杀戮，毕竟展示着印尼这个民族的野蛮。而作为一个被他国屠杀了数十万国民的中国，在这个事件上的遮掩态度，却颇可玩味。　　我们一向将互不干涉内政当作我们外交基石，但细究历史，却并非如此。中共当政之后，支持亚非拉革命成为国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国特别是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成为我们外交的必然选择。向为中国影响力所及的东南亚各国，更是我们输出革命的重点。从印度支那三国，到泰国马来亚，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均是奉中国为老大哥，从事武装斗争。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独立之后，具有强烈左派色彩的苏加诺成为总统，对于中国亲近有加。在此时期，中国支持下的印尼共产党也蔚为壮大，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印共，号称党员三百万，成为主宰印尼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苏加诺总统卫队军官的翁东中校，是个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发动突然袭击，掌握军队最高权力。当年9月30日，他带领军人抓捕了印尼军队7名将军，将其中6人打死，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尼共产党亦于一空军基地中，指挥着这场运动。可惜的是，他们漏掉了苏哈托将军，同时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苏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乱，宣布印尼共产党非法，并逼退了苏加诺。同时，他们认为930运动的幕后主使是中国，宣布与中国断交。这对于毛泽东对东南亚革命的乐观情绪，是相当大的打击。　　苏哈托在媒体上公布此过程，并为遇难的几位将军重新举行葬礼，上百万印尼人到场哀悼，让苏哈托为首的军方赚足了悲情分。之后印尼的大学生愤怒了，纷纷上街要求惩处共产党，苏哈托等乐得顺从，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在军方的纵容之下，印尼人开始追杀共产党。由于华人加入印尼共产党的不少，他们也借机发泄着早已郁积于心对华人的不满，毕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当地人。那种不被控制的怒火被点燃，那种残忍的野蛮驱动着每一个。他们肆无忌惮地采用各种残忍手段，去折磨杀戮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谓人间地狱，私刑肆虐，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从《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旧不反省这段历史。亦如电影中的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一样，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仍然还以自豪的心情叙说着当年壮举。他们认为其行为避免了一场由国外指使的政变，避免了印尼的红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国人之手。随后几十年国际及印尼本国形势的发展，亦让印尼国民庆幸于自己未被印尼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的文革、印支三国的赤化，特别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为，更让他们觉得当时选择正确。而作为有如此之多国民在他国被血腥屠杀的当事国，中国一直未有坚决地站出来。当然，此中毕竟有难以言说之处。输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蛮的血腥回击，革命利益胎死于暴力之中，同时殃及池鱼。　　在影片中，我们在最后看到了安瓦尔·冈戈的悔意，而这种悔意并非来自于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死亡的畏惧，他害怕那些冤魂会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却仍未认识到那场屠杀的血腥与野蛮，认识到对于生命的尊重，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要中国政府的态度依然那么暧昧，只要印尼的野蛮还未进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过程还是这样摇摆不定，这种杀戮行为仍然会不断地演绎下去。《杀戮演绎》是从大处着眼，将其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叩问人性中的残忍。而《沉默之像》则从小处入手，以家族之惨痛历史，折射那段让人心悸的历史，更注重追寻者的勇气，以及杀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绎着杀戮的历史，后者从沉默之中凸现人们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舍之像。在《沉默之像》，配镜的镜像反复出现，既出现于受害中家人，也出现于施害者一方，以及当时的旁观者脸上。这与纪录片中主角的职业相关，更是导演表达其观点的一种借喻方式。人的视力会衰退，对于历史的记忆亦会模糊，借由着调试红色的配镜，在遮蔽着自己脸庞的同时，或可还原出事件真实的一面。戴着红色配镜之人，皆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或身处暴戾之中，身染鲜血；或目睹所有的惨状，遗忘也难。对于受害者家人，这是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法释怀，当然需要追寻真相，还死去的亲人寻求一个公道。对于施害者亲朋，却无法直面受害者亲人的追问，面对镜头连连躲闪，直呼为何要去翻几十年前的旧账？即使他们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灵也难以摆脱冤魂的缠绕。因为人人心中都还有残存的人性，纵使有万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杀。当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亲人所言，这是政治所为，身处其中的小老百姓是无法扭转历史的，个人只是政治那架机器里的零件。确实如此。人们可以因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场，而选择不同的政治行为，这无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挟着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人得为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当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嚣散去之后，留下的却是千百万个具体的人，他们得直面相对。杀戮虽然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却是通过某个人的手，去屠杀着另一个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个人在这里是无法将自己躲藏于制度后面，而逃避自己个体责任的。受害者无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却可以指证那个持刀之人。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指证艾希曼机器般的屠杀，充满着哲学的意味。传说中法官所问开枪的东德士兵的话也许更好理解：“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两寸吗？”是啊，杀戮是命令，但残忍却是你心灵的体现。你得面对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对历史的追问。（此文一部分来自于以前所写关于《杀戮演绎》的影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