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力传》：我曾是一个“他者”

“《西力传》在美国口碑很好，因为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技术层面，那是他们成天挂在嘴边的东西。他们对电影的褒奖仅限于技术层面，但对我来说，技术固然重要，也很有意思，但内容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伍迪·艾伦《我心深处》《西力传》无疑是成功的。它以反类型纪录片的方式启发了观众：哇，原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可以这样搞的。它以令人应接不暇的电影技巧启发了业界：哇，原来技术还可以这样用的。然而，《西力传》在第56届奥斯卡收获的两项提名——最佳摄影与最佳服装设计，恰恰暗示大众的聚焦点在于“技术层面”，伍迪艾伦如是说。回溯这场荒谬实录的“内容层面”，有这样一个议题，它困扰着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犹太人，也困扰着此外的众生；它肆意于三十年代，却在从前与往后未曾失去它的温床——人格的弹性。尽管关于人格塑造的观点众说纷纭，但在长久的语境中，争议各方总是倾向于将人格描绘得如同一株植物：栽培与风雨或许会改变生长的进程，但深扎入土的根（或许是本性、基因、童年境遇）决定了生长的方向。而在七八十年代，关于人格出现了这样一种解释：人格是一根柔软的弹簧，在善与恶之间徘徊，在多重角色之间摇摆。其中，情境是外在的拉力，对群体认同的渴望是内在的推力。记得曾经看过一场辩论，评委投票后，唯一一位投给正方的评委在点评时是这样开头的：“我不喜欢成为少数派，因为少数派意味着一定要发言。”评委的烦恼终是评委的烦恼，生活中人们总有解决的智慧。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中，当我们惊觉自己成为少数派时，我们往往三缄其口，将自己的观点包装成他人能够接受的形式，或是索性保持沉默，并视其为社交的技巧。我们的语言中，把群体中的“顺从者”称作“从众”，把“偏离者”称作“异类”。有意思的是，“从众”一词暗示了对“顺从者”无能的评价，“异类”则堂而皇之地显露了将“偏离者”驱逐出内群体的冲动。摆在少数派面前的问题是：我该为了安全而闭嘴，或是为了真我而发声，这样的矛盾便催生出了“他者”的困境。“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以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会被这些念头盘踞……”——刘易斯《核心集团》伍迪·艾伦正是将“他者”的焦虑推至卡夫卡式的荒谬，竭力试图被同化的西力被降维成了一面镜子，在生理和心理上呈现周遭人群的镜像，成为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说的“为了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终极调整者”。西力代表了“人格弹簧”中的内生力量的极端，即不论周围的情境力量有多微弱，他始终会依据情境而调整自我的人格。因此影片中，当西力即将康复时，尤朵拉医生害怕“和人格太强势的人（withstrongpersonalities）在一起会让西力变回原来的样子”，担心的正是西力刚刚萌发的自我还无法抵御强大的情境力量。如果影片到此戛然而止，那么这只是一个关于“爱与救赎”和“做自己”的伍式调皮捣蛋小故事。但是影片的最后十分钟指向了人格问题更为骇人的一面：拥有健全人格的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法西斯主义。这一场“盛会”的参与者，即使他们没有西力那般变形的能力，但是当他们以军装取代便服，以编号抹去姓名，以责任压倒道德时，他们也如西力那样，成为了特定情境中合格的演员，演着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角色——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事实上，“弹性人格”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源于对于法西斯主义下人性异化的思考，米尔格伦实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存在漏洞）都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着人们：那些穷凶恶极的狂热分子，只不过是在匿名化、去个人化、去个性化、高压权威的情境中扮演了迫害者角色的普通人。他们活在了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过去与未来都遥不可及，服从支配了理性，行动驾驭了思考——一如在失忆的状态中屡屡犯下罪行的西力：那不是真的我。在影片的最后，对于“他者的困境”，老头子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爱。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影视剧万能解法，但是却也不无道理，因为真正的爱是一种使人放下伪装的愉悦。而对于在情境的强压下应该如何反抗群体迷思，伍迪艾伦的幽默中包含了某种对于人性的无奈：本文版权归作者Phi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