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娄烨是国内最会拍女性（或文艺女青年）情绪以及身体质感的导演，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小资产阶”、“文艺青年”的自恋审美，用形式感迷惑人，而是以女性视角细腻窥探当代中国人混乱中的爱与痛，最近露面的《花》也没让人失望，依然美丽的手持摄影，迷人恍惚的色调。这部电影可能没有他即将上映的院线片《浮城谜事》能被很多人看到，却将是他作品中难以抹去的重要印记。文艺贬值的年头，文艺青年已经是一个变味的挖苦人的词汇，文艺女青年因其性别原因承担的冷嘲热讽更甚一筹。我看到一些文艺女青年，像珍稀动物一样坐在一堆男人中间，烟瘾大，酒量猛，不畏荤段子，甚至在一些时候，还得讲点更出位的段子，来表示自己对性别的无所谓。仿佛个个都可以修炼成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西蒙•波伏娃这样的女战士。这是真的吗？其实，在压抑的人情世相、男权社会下面，敏感的文艺女青年比谁都有所谓。这些喜欢读书，情绪敏感，品味精致，追求理想主义生活的文艺女青年，需要什么呢？娄烨用《夏宫》和《花》两部作品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相对闭塞的80、90年代，像余虹这样的女孩，刚接受自由思想启蒙，通过解放身体来认识爱情、认识自己，主动选择漂流。沉浮在感情的漩涡里，几经动荡飘零，余虹还是发现，还是需要一个本分的家庭，让她安静生活，臣服于物质生活。而她思念的周伟他们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寻求独立的过程，或者是失望后的逃亡。在知识女性经济已经可以独立，出国像出省一样简单快捷的时候，像花一样的女青年，没有和现实死磕到底的心，需要已经是自然主义生活，摆脱形而上学装腔作势，对爱情、对生活简单的忠贞，真诚的信守。花厌倦功利至上的国内生活，几乎看不起身边的中国男人。在国内痴心等他的男人，单调像块木头，手上戴着俗气的佛珠，在艺术院校当老师，却几乎是生活的奴仆，以稳定工作、稳妥结婚为基础，想留住花儿，甚至不惜痛哭流涕，越是这样越被看轻。而另一个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出国就是来镀金，自私小气，阴郁沉闷，花和他拼一间屋，必须牺牲身体，他才能心理平衡。花对国内大牌文艺青年们形而上的生活也不是太感冒，影片插入了花回到北京，为法国媒体采访电影学院崔卫平、张献民、郝建老师这样活跃的知识分子作翻译，也是漠无表情无所关心，还在想着法国男人。在国内，文艺女青年最高的姿态，可能就是像崔卫平这样的公知，有固定工作，对艺术侃侃而谈，一年出三两本书。而花听多这样的自由主义言论，是不是早就麻木了，她更看中理想中的简单生活。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夏宫》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酒吧里谈论文艺、民主、自由的崔卫平老师这代人，到今天还在谈论相同的问题，他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在改变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改变？阴森的墙壁仍在，一切顽固如初，只有生活还在继续，花显然不是学术女，和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写作的通常文艺女，她只是一个敏感的需要拥抱的小女人。让很多中国男人纳闷，也是一直争论的问题是，外国或者外国男人究竟给了文艺女青年什么，让她们毫无顾虑地投奔而去。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给予了她们作为人和女性的尊重理解，东方式大男子主义减少，性别压抑降低，整个社会是一个更符合自然生活的开明自由的环境，追求文艺也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再被看成怪胎，即使一辈子坚持不婚、同性爱，也不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奇异者。诚然，《花》确实没大幅强调花作为文艺女青年的显著特征，只是在情绪上进行渲染，很多细节需要去联想和补充，但在刘捷同名半自传体小说里，女教师花像所有国产文艺青年一样混乱无定形，困惑于身体和思想对爱情认知的窄巷里，要么俗下来，要么飞起来。爱是她的全部，爱也不是她全部，她一直没搞明白自己是谁，只是按直觉和情绪生存，不安于现状乃至于伤痕累累。这种伤是这个时代中国给予文艺青年们的鞭笞，如果不具有一颗敏感的理想主义心，该吃吃，该睡睡，不看书，不写字，成为一个和大多数女性别无二致的人，忘掉文艺，那么有伤也许不会再疼。而且必须清楚一个事实是，这片土壤不可能诞生西蒙•波伏娃，也不适合张爱玲、朱天文出现，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李银河、安妮宝贝、廖一梅、木子美等等，确实她们正是国产文艺女青年的象征，某些地方也许正接近于花。可以想象，在日本、美国、法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如果一个女性热爱写作，痴迷于摇滚、电影、音乐这些现代艺术，甚至“以身试法”陶醉于性爱研究，估计没几个人会奇怪，并冠以文艺女青年的有色眼镜进行打量观察，非得把自己逼成一个战士，也不必因为追逐内心感受，而被主流生活尴尬地“抛弃”。孱弱的东方女性花走了一个极端，以为用身体就能留住爱的男人，花儿变成草儿遭到了抛弃，影片开始就呈现这个东方女孩的性格悲剧。《花》是娄烨表达欲望强烈却被国内被禁声期间，以“局外人”的身份观望中国的一部电影，这种“局外”除了导演在一定程度上被流放，整个片子大部分场景在巴黎完成。更重要的是，娄烨确实以局外人的视角，旁观了今天部分中国文艺青年的精神面貌，隐约对无能为力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些失望，也许也是对一方面文艺领域装腔作势一方面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中国困境的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