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让阴影说话之三

从天堂到地狱《麻将》是通过群体分解来完成电影叙事的。它获得了1996年柏林影展特别奖、1996获新加坡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入选过东京电影节亚洲最优秀电影，并作为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麻将》是群体的一个隐喻。这个群体由四个人组成，缺一不可，每个人物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像一个结构当中的四根柱子，缺少一根，就意味着整个结构坍塌。与“麻将”这个隐含着赌博色彩的词汇类似的是，《麻将》当中的四个人是一个恶的结构，他们不打麻将，但在诈骗、诱奸等方面劣迹斑斑。在四个人当中，破产富商的儿子红鱼是他们的老大，他是恶的策划者。他从父亲那里贩来了很多做恶的方法，并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就可以通过欺骗式地给予，逐渐获取人们的信任，从而达到奴役他们、从中渔利的目的；香港是个泡女人的能手，他是性奴役的实施者；牙膏是个秃头，他冒充小活佛，靠给人预测未来，又人为地给别人制造不测来实现别人对他的信任，从而获得利益；纶纶是个个性敏感的追随者，他是另外三人的帮手，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他们通过香港诱骗到女人，但又以某个人的就是所有人的理由，实现从诱奸到轮奸的目的；他们通过牙膏给人算命，先预言不测，再制造不测，以此来得到消灾的回报。这样一个恶的结构是如何被一一瓦解的呢？最致命的力量来自于红鱼的一次错误策划。红鱼偶遇了父亲从前的朋友邱董和情妇安琪儿，并误以为安琪儿就是数十年前骗过父亲一笔大财的女人，因此就决定报复这个女人。先是通过香港来勾引她，再通过牙膏算命来欺骗她。令香港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引诱安琪儿时，发现了安琪儿身边原来也有一个女性群体，这个群体同样以分享每个人的拥有为理由来实施对男性的性奴役，香港在奴役未果的情况下，先遭受了别人奴役，在精神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令红鱼没有想到的是，骗了一辈子人并谋了一辈子利的父亲，已经悟出人生与欺骗和金钱无关的道理，最终与情人自杀。此时的红鱼又发现了此安琪儿并非彼安琪儿，明白自己最终受到了捉弄，在极度愤怒中杀死了邱董。纶纶遇到了来寻英国情人又遭情人抛弃的法国女人马力特，他爱上了这个女人，但红鱼一心想把马力特卖给淫媒，这让纶纶感到失望，纶纶只好将马力特藏了起来。这时候纶纶又被人误作红鱼而被绑架。绑架纶纶的人想逼着红鱼因破产而失踪的父亲现身。近乎崩溃的香港、认识了人生虚妄折红鱼、情感失落的纶纶使这个恶结构面临解体。而这时候，仍对做恶充满迷恋的牙膏想组织新的麻将群体，继续作恶下去……这时候，眼看要与旧情人言归于好的马力特再次认识到了纶纶对她的爱，他们在街头相互寻找、热烈拥吻。可以发现，这个恶的结构是在善与恶、美与丑、大彻大悟与执迷不悟等数种对抗力量的夹击之下，走向解体的，这些对抗的力争相互碰撞、扯动，最终撕裂了这个群体。在恶结构被摧毁之后，美与善被完整地裸露出来。在任何的一种恶面前，那怕是最司空见惯、最微不足道的美与善都将被看得无比高尚、无比美好。杨德昌在《麻将》中选择的意义表达方式就是如此。他先把恶放大到了极致，然后，让它崩溃。决堤了的恶的河流浮起了善与美的小舟，小舟轻盈而美丽，把人引向邈远的地方。更有意味的是，在《麻将》中，极度恶的体现－－安琪儿，是以英文天使来命名的，而这个美丽的名字却不太有一丝天堂的光亮。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执迷不悟就一直会堕落下去，一个恶的结构消失了，会有另一个恶的结构会浮上来，它会使恶延续下去；而美与善却总是那么地私人化，它不能以结构的方式来体现，而是隐匿在每个人个人的内心深处，你洞彻了，它就会飞出来，附着在你的人生中显示美丽；你不理解，它只能是一个没有光亮的洞穴，期待着你将它开启。在伦理学当中，善的定义是难的，因为概念的边界往往会使概念本身变得不可靠、不可信。同样，通过电影的叙事伦理，来定义善也是难的。但有一点至少是清楚的，善的定义虽然难，但善又并非是不可描述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现象、一些事实来说明善。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恶来反衬善。在常人的眼里，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就是恶的表象，而那些被要求、被呼吁的东西则是善的化身。杨德昌在电影中所选用的伦理的言说方式就是如此。对恶的直接表现甚至是夸大表现，使人们愈发增添对善的欲求和信念，即使善模糊而不可定义。在我看来，杨德昌之所以选择某个群体来进行电影叙事，则是因为群体当中埋藏着丰富性和生动而细腻的生存神经。一个群体的瓦解，象征着这个群体当中每一根神经的震颤与破碎。它概括而浓缩，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它把触角渗透到四面八方，然后目睹它们一点点地受到磨砺乃至破损，从而完成与实现内心整体的惊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