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里没演的一个关键人物：达莫的缓刑假释官

达莫案里另一个关键人物但剧里没有演：达莫的缓刑假释官DonnaChester。由于剧里没有演这一段，似乎令很多观众以为“达莫杀人很容易，因为都没人管啊”，甚至觉得“看到没，白男犯罪多容易”等理解，但其实恰恰相反。现实里，达莫在他的213公寓里（1990年5月～1991年7月22日）一共杀了12名受害者，这些都发生在达莫的缓刑期内。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受监管状态的。而且他不仅被监管，还一直持续参加与戒酒和心理/精神的相关治疗项目。说白了，在那段时间里，达莫是不间断地和缓刑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咨询师等各种相关专业人士打交道。然而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发现达莫有极高危险性的异常，反而给予达莫好评，说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配合，最服从的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1988年9月达莫猥亵一名13岁男孩（受害者14岁老挝少年的哥哥），198九年1月30日定罪，198九年5月23日宣判5年缓刑和1年惩教院。达莫完成10个月服刑后获得缓刑释放，开始了他的5年缓刑假释。自1990年3月开始（至1991年7月23日），DonnaChester担任达莫的缓刑官。他们最后一次会谈是1991年7月18日，4天后，达莫被捕（1991-7-22）。DonnaCheste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社会福利学院，主修刑事司法。1990年1月9日，她成为州缓刑/假释官，1990年2月25日被分配到密尔沃基性犯罪科。在受培训后，1990年3月，她接手了一名离职假释官的全部121起现役案件。分配给她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性犯罪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高风险并处于最高监管程度。（通常来说，性犯罪者被认为比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风险。）此外，她还有大约25个“机构移交案件”（“预备假释”状态的案件）需要她的大量时间和很多文书工作。Chester每月会谈达莫两次，会谈时间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大部分时间都超过半小时。Chester说她“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给达莫提供咨询服务，而不是提供所规定的平均时间”。Chester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达莫接受戒酒治疗，因为法院已下令将这种治疗作为缓刑条件。达莫将他的问题归咎于酗酒，达莫的父亲也强调了解决达莫酗酒问题的重要性。所以，Chester让达莫参加DePaul康复医院的一个非住院式的强化戒酒项目，该项目从1990年5月22日～1990年11月15日。无论是从达莫的档案还是从她自己与达莫的联系过程中，Chester没有理由依据相信，达莫有药物滥用问题。随着他通过该项目取得了进展，达莫每周去DePaul康复医院见他的顾问1～3次。经他的顾问转介，他通过DePaul接触到一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Chester与达莫的顾问有定期联系，顾问报告说达莫非常配合并且似乎在取得进展。她也没有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反映可以表明达莫似乎很危险，或者他在重新陷入犯罪活动。1990年11月15日，她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达莫成功地完成了该项目。大约在1990年8月13日，Chester开始担心达莫的情绪抑郁问题。她与单位的心理学家JoanKojis讨论将达莫转诊到惩教部临床服务单位。Kojis告诉她，由于达莫有工作、有保险并且已经在DePaul接受治疗，他应该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达莫在DePaul的顾问打电话给Chester，建议达莫去看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并为达莫预约了DePaul的医生。1990年8月27日左右，Cheser将达莫转诊到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评估和治疗。她打电话安排心理评估，被告知达莫本人必须来，否则无法预约。1990年9月4日，Chester通知达莫前往心理健康中心。DePaul工作人员向Cheser报告的唯一问题是，1990年9月10日，达莫每周三次的尿检中有一次对安定（镇定剂）呈阳性。Cheser命令他到她办公室。达莫声称该药物是先前治疗的残留药物；再次进行尿液分析，其结果为阴性。Cheser警告达莫停止服用任何药物，除非他现有处方，并且要他去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审核。1990年10月8日，达莫过去做心理评估。他告诉Cheser他没有做心理评估所需的200美元，而且此后他还将被要求支付治疗费用。Cheser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讨论了达莫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抑郁症似乎加重了。该单位的精神科医生再次表示，由于达莫在DePaul接受治疗，所以将达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会更合适。大约在1990年10月23日，Chester得知达莫已经在DePaul看过精神科医生。DePaul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建议Chester达莫有危险性应提高他的监管程度；也没有建议告诉她除了她已经做的这些之外，她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达莫告诉她，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他买不起。这引发了一次咨询会谈，Chester告诉达莫，他必须改变他对金钱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要优先考虑他的需求，把钱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上。达莫缓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Ambrosia巧克力厂工作。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与Chester或他被转介的人的约谈。他符合缓刑监督的目标和宗旨，是Chester处理过的案子里最合作的当事人之一。达莫一直说他没有再喝酒，他在DePaul的尿检结果对酒精也一直呈阴性。他告诉Chester，他偶尔会参加酗酒者匿名会议。在1990年11月5日的会谈，达莫和Chester谈了他想用破产这种方式作为处理他债务的手段。他告诉她，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DePaul心理治疗师那里买到较低价格的抗抑郁药物。1990年11月15日达莫在DePaul完成治疗后，他告诉Chester他将继续在那里就他的抑郁症和性问题看精神科医生，并且他正在服处方药。1990年12月4日，DePaul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达莫是他们最合作的客户之一，他只缺席过一次预约。1991年2月，达莫第一次与Chester失约。他打电话道歉，并在下一次预约提前一周自愿前来。他报告说他正在设法获得药物，而且他没有再喝酒。Chester将他转介到咨询中心的男同性恋互助小组。1991年3月，被Chester联系了咨询中心，设法想让达莫接受性犯罪者治疗。该中心拒绝接受达莫，因为他的罪行不符合猥亵儿童的典型情况。鉴于这种拒绝以及达莫在DePaul的治疗已经结束，1991年5月Chester再次尝试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为达莫获得临床医疗服务。达莫得到了1991年6月11日与Dr.Crowley的预约。Dr.Crowley是该部门的心理咨询师。Dr.Crowley没有发现达莫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只有轻微的抑郁症，并给了达莫一张精神病药物的代金券。Dr.Crowley在报告里没有表明（达莫）有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对Chester提出任何建议。1991年6月24日，Dr.Crowley再次与达莫见面。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问题，达莫没有报告任何重大问题，并预约6月27日的Dr.Crowley。7月8日（在他谋杀JeremiahWeinberger两天后）达莫和Chester会谈，并报告说与Dr.Crowley，他正取得些进展。达莫担心他会因为旷工和迟到而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考虑如果工作没了他就自杀。Chester不相信达莫有自杀倾向；事实上，在她看来，他似乎功能完善（fullyfunctional）。她知道达莫两天后与Dr.Crowley有预约，她就他的工作问题给达莫提供了相关咨询。与达莫的会谈一直持续到7月18日（达莫被捕前4天），Dr.Crowley在此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证明，也从未向Chester建议她应提供更严密的监管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除了她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Chester从未有依据需对达莫采取惩诫行动或监禁他。鉴于达莫对监管的服从、他对转诊的跟进、他有稳定工作、他参与治疗、没有任何关于暴力或非法行为或警方联系的报告，以及没有任何给他治疗的专家对他的问题发出任何警告，Chester没有依据也没有理由相信达莫需要严密监管。以工作量调整为理由，她提交了四次豁免家访的请求。这些请求分别于1990年5月1日、1990年6月1日、1990年11月29日和1991年6月17日得到了她的主管JamesWake的批准。Chester从未家访过达莫的住所。她与他的所有联系要么是在她的办公室，要么通过电话进行。Chester在达莫案件曝光后的会谈中说，通过她对达莫所记录的81页文件里得到的对他的印象而中间从未对达莫有过任何警觉的主要原因是达莫似乎除了杀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什么都说。Chester表示，达莫有时会表现出有兴趣谈论他的性取向，还谈到他家庭情况的紧张，他一直在抱怨他个人财务问题，几次提到想自杀的念头等等。在Chester的缓刑日志里，达莫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与家人疏远。警方报告也显示，随着工作情况的恶化，达莫的谋杀行为变得更加频繁。1991年10月31日（即他儿子去世117天后），JeremiahWeinberger（17名受害者之一）的父亲向威斯康星州及其雇员，尤其对DonnaChester以及她尚未透露姓名的主管要求索赔至少5万美元的赔偿。Weinberger的父亲声称DonnaChester在缓刑期间没有按照要求家访达莫；没有对达莫即将精神崩溃并重犯恶习的迹象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为达莫寻求咨询的任何尝试。他声称，Chester不想去达莫的公寓家访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而Chester不去家访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助长了达莫在他公寓里进行谋杀犯罪，因为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缓刑官会去那里家访他。大概是Chester的依据无可争辩，Weinberger的父亲撤销了他指控里关于Chester没有对达莫采取任何措施给其提供咨询这一项。但他仍然辩称：1.Chester罔顾后果草率地接受了不合理的繁重案件工作量，这导致了她没有进行家访以及她没有意识到达莫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这剥夺了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正当程序；2.Chester对达莫的监管不力，使他儿子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命。但是，他这样的辩称论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的儿子，JeremiahWeinberger，不是被Chester谋杀的，而是被不代表州（state）行事的第三方（达莫）谋杀的。根据第14修正案，保护个人免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州（state）行为而被剥夺生命，而不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免于第三方的行为（参见参见1980Martinezv.California案）。宪法没有规定为保护公共安全免受个人行为者(privateactors)侵害的义务，只有当州行为者(stateactors)造成危险情况或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能承担责任（参见1993Reedv.Gardner案）。Weinberger的父亲坚持认为，Chester没有对达莫进行家访是导致其子死亡的康州的疏忽：如果达莫没有他公寓的隐私权，谋杀就不会发生；因为达莫知道他公寓是安全的，他的缓刑官不会去那里。但这个论点不仅其前提有问题，而且Weinberger的父亲既没有表明达莫知道他的缓刑官不会去他公寓家访，也没有表明她家访是不事先通知且周密的，没有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阻止达莫使用他的公寓进行谋杀和存放遗体是至关重要。即使其子确实不会被谋杀，但对于Chester没有做突然家访达莫公寓，她的过失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参见1995UnitedStatesv.Feliciano案）。所以，如果Weinberger的父亲想力争对Chester索赔要求成立，他就必须证明对达莫的监管造成了或增加了其受害者的伤害，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受害者更加脆弱。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处境并不会比假设康州从未对达莫进行监管来得更糟糕。受害者没有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了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受害者肯定没有被置于他们本来不会面临的危险境地。即使在监狱里，康州也有保护囚犯免受其他囚犯暴力侵害的特殊义务，因为监狱“剥夺了囚犯几乎所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并禁止他们获得外部援助”。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从来不知道有对任何一个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存在。达莫对她监管的配合与服从使她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给达莫提供治疗的专家医生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让他们对达莫的危险性产生怀疑的事情。尽管Chester知道达莫是一名性犯罪者，可能会再次犯罪，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让她相信达莫会在自己家中的隐私范围内做那些事情。到最后，因为Weinberger的父亲未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Chester的行为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Chester在履行职责时轻率大意甚至疏忽。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的行为认真且谨慎。不能仅仅因为她在进行正常处理时发生了她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疏忽。最终，DonnaChester获得了简易判决（summaryjudgment）指控不成立。DonnaChester对达莫的会谈日志记录原文内容可参见此链接回复区序号74.：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75484885本文版权归作者Gwenhwyfar?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