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独立电影聊开去。

虽然经常参加国内独立电影的一些放映，但是说实话我对于国内的独立电影大概并没有我表现得那么热爱。因为在我看了可能为数不多的几部之后，我发现了一些我认为的独立电影的毛病，套用之前影评人的一句话就是：技术上不够自觉，艺术上过于自觉。它们大多数制作很粗糙，镜头、画面、剪辑、逻辑、表演、乃至主题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当然其实这个东西无法彻底避免，因为独立电影意味着两点：一、准入门槛相当低，扛起相机，甭管你张三李四，都可以做导演。二、资金的严重匮乏，这其实是独立行业都面临的一个窘境，这里就不谈太多。甚至有一些独立电影是打着独立的旗号，“我独立，所以我就好”的姿态。在技术并无积累的情况下，很多就开始探索各种先锋概念，反正我是看得挺云里雾里的，大概我艺术觉悟不够高吧。回到独立纪录片这个子分类。我有些不无恶意地揣摩，有些选择拍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是不是因为基本的电影技法学不好，也拉不到好演员，也写不出好剧本，所以搞出了纪录片这个玩意儿？再再尤其的就是纪录片下面的人物纪录片，有些片子直接就是人对着镜头说啊说说啊说，导演大概剪辑一下就是一部片子了，前几天还刚听说一个人准备做一个纪录片，拉几个中年男人坐下来聊聊人生。作为一个3年的并不资深的《人物》杂志读者，我自以为负责地说一句，我看过太多人物杂志的专题报道好过很多所谓的人物纪录片。在我眼中，这种纪录片跟做采访有区别吗？他选择做纪录片，无非是因为文字表达讲述能力差，对于人物更深层次的观察挖掘差，对于关键性的细节把握捕捉差，对于逻辑的梳理与衔接差，于是转而选择了一个更加轻松讨巧的方式罢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些我觉得不错的人物记录片，更多是源于人物本身的人格魅力，而不是这个电影拍得好，比如《姑奶奶》，反正我是觉得那个9 的分数过誉了。当然我知道做独立电影从来不容易，尤其纪录片。但是没有谁说难能就一定可贵。那我天天晚上背单词背到凌晨，英语就是不及格，那有什么办法？不要打着难能的幌子去要求别人觉得你的电影可贵。所以邵攀在采访中提到他的关节炎，我一方面相当佩服他强大的意志力与对于电影的决心。另一方面又隐隐有些反感，哥们儿你很辛苦拍这个电影，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电影不错，但真的没那么好。说白了就是，麻烦你不要贩卖苦难，电影好不好，从来只与电影本身的品质相关。方励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国内的独立电影都是在自说自话，挺心酸的事实。作为一个闲得蛋疼经常跑过去看独立电影的资浅观众我深有体会，现场观众人并不多，能坐下来20-30个人看看就觉得人挺多的了，而且好多人观影过程中还在玩手机。这次在青果放映BIKE，放映完人几乎都走了，面对着几个人做映后交流其实就是这个自说自话的缩影。它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层面对于电影艺术的不关注，来源于普通观众的审美层面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个时代肤浅的快消费主义，来自于商业与艺术本身一些冲突。那自说自话自嗨带来的后果就是，一、缺乏更广的观众面，也意味着缺乏更广阔的商业机会，永远只能陷入穷-拍-更穷的恶性循环。二、缺乏一个规整的行业评价体系，所以独立电影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少数优秀者令人拍案叫绝，更多以独立之名过来打酱油。当然FIRST正在逐步树立标杆，值得令人欣慰。较之CIFF就有些没落，好歹成立时间还长于FIRST，却被后辈赶超了。当然《BIKE》还好，因为BIKE的时间跨度很长，而且对着镜头空说的情节不多，它更多展现一种静静观察的日常，这个是采访所做不到的。但是它的剪辑的失衡与镜头的粗糙也确实存在。因而，我认为它最可贵之处在于，记录了两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独特之人。当然如果邵攀想做成人生七年那种形式，可能以后看感觉会不一样，毕竟我看人生七年第一部时也没啥感觉。还有在于我对于片中的一些东西并不认同。首先就是张鹏程的歌，一股浓浓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怀旧金曲的味道。那首感动了很多人的“我和你选择活着与命运抗争”对我无丝毫触动，我一是不喜欢这种直白浅显的情绪煽动，二是不赞成这种鸡蛋撞墙的激烈，那个曲风也原谅我不能接受，感觉跟什么“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差不多一个LEVEL吧。其次是张宜苏。很多人钦佩张宜苏，觉得了不起啊牛逼啊，音乐玩得这么叼也不愿意靠这个谋生啊，但是这些许多人就跟张宜苏的那个徒弟一样，佩服归佩服，但是，我还是要靠卖音乐赚钱的。我们佩服别人，无非是因为他做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无法克服自己身上的人性，于是在圣人身上寻求安慰。至于张宜苏的共享精神，可能是因为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物质主义，我无法苟同。那我拿我的音乐卖钱，我的音乐就不是好的音乐了吗？虽然存在着为了钱去迎合市场的现象，但归根结底，与电影一样，音乐好不好，从来只与音乐本身的品质有关。再说了，搞音乐的不靠音乐卖钱，靠喝西北风来做出更优秀的音乐吗？一个人创造出了优秀的艺术，他完完全全有权利靠这个艺术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生活。张宜苏的观点其实体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是，艺术与商业的冲突。大概由于我本人专业跟商业沾边，但是我同时喜欢电影音乐，我不认为二者是无法相容的，不然那些卖出天价的艺术作品早被送到废品站了。而方励也谈到，他一直在寻找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艺术，千万不要抱有一个与商业的尖锐的敌意，能够在做些无关紧要的妥协基础上取得大的商业回报，其实是大收益，商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更远的发展前景，更多的观众，更响的名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创作环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帮助更多的独立同行，何乐而不为？当然在商业的进程中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诱惑面前，保持不被商业浸染，不迎合，不谄媚。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艺术与商业的冲突，二是如何求同存异，在谋求合理利益与发展的同时，保持根本性的独立与创造力。要区分的一个概念是，商业观众不等同于理解与热爱的受众。真正好的艺术，真正杰出的具有整个人类意义的艺术，能获得的受众是非常非常窄的，叔本华说得很对，每个人只能看到自身，只能看到与自己水平相当的东西。所以其实真正投身于艺术行当的人想必也清楚这一点。但是这毫不妨碍你靠商业来赚钱。比如聂隐娘，你真指望进电影院的人人都能看懂侯导那留白与近乎静止的沉默之中的诗意吗，不要做梦了。他们进电影院，不过冲着戛纳金棕榈去的，说白了冲着商业营销中的名声去的，但重要吗？并不，我赚到你的钱就够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些被吹捧上天价的艺术品，买主未必懂它的意思，也许它真的就是一坨屎而已。能够区分好这两个概念，就更能够理解为何商业可以与艺术相融通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导演提到有好几个电影项目找到他，提出的报酬都不菲，他很诚实，说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手艺受到了肯定，他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他觉得，不能接，于是他就没接。他说的轻描淡写，我也写得似乎很容易，但我们都知道，这注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最后是关于BIKE的花边。摘自电影世界的采访。1)07、08年时，邵攀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关节炎，叫银屑病关节炎，被称作不死的癌症。09、10年迅速恶化，11年初开拍此片。2)此片拍到最后时，张宜苏对邵攀说：“你看你这拍了也不少年了，你拍这东西呢，其实最早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后来跟张鹏程一商量呢，我们就觉得你这一瘸一拐地拍着也挺不容易，确实也挺执着。我本来还觉得你拍这东西目的可能不单纯，但是经过这些年观察呢，你确实也没什么目的。”3)做完后期后，邵攀第一时间回徐州给两位主人公放了一次，张鹏程看到最后的时候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转头解释：“我不是为自己哭的，我是为邵攀哭的。”因为他看到在海边的镜头的时候，记起了他们拍摄的时候，那天邵攀拍完几个镜头，身体不允许再拍，回到宾馆以后，是张鹏程在浴室给邵攀洗的澡。4)张宜苏对此片唯一不满意的一点是，邵攀把他在酒桌上开的“金正日在徐州开桑拿”这个玩笑给放进去了，他觉得这个事儿很危险，可能会导致那边派人来刺杀他；再一个呢，他认为邵攀拍的他不如他自己拍的帅；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是邵攀忘了加进去，就是张宜苏曾经在片子里鞠了一躬，她说她大娘到河南逃荒的时候，有一家人姓李，这家人收留了他大娘，养活了他们家几年，他觉得他必须要替他大娘进行一次感恩，就正式地鞠了一个躬，感谢这位李大伯。5)每次拍摄之前都得商量，比如说今天能不能去拍他们。因为张宜苏有“拉屎困难症”。拉不下屎，他就没法完成下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邵攀等一场屎一直等到晚上12点半，张宜苏都没拉出来。他本来是决定先拉一泡屎，然后去洗个桑拿，再回来弹弹琴。但因为没拉出这泡屎，所以桑拿就没洗上，弹琴就更没戏了。邵攀那天的计划也泡汤了。6)邵攀打算余生都会拍他们，一直会记录到最后，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或者他自己生命的终结。可能是按照五年十年的时间间隔来。7)邵攀个人下一步计划是一部剧情片，叫《安静的正义》。是跟FIRST合作的一部片子。拍完之后，准备再拍一部纪录片叫《凤凰座》，拍摄一个重症关节炎的患者，也就是他本人从北京开始向南跑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