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历史幽魂的徘徊

写在前面的话：第五代导演影像中，那场浩劫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无所不在而缺席的在场”，“滚滚红尘”中，他们试图忽略或者回避这一切，极少去触碰属于他们自己“成长”的故事。那如梦魇一般的“恶”却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唤醒发酵，真正成为一个“幽幽徘徊的在场者”，因为他们的“少年时代”与之重叠而挥之不去。王小帅与其他第六代导演的不同之处，即是时代逼迫而形成的特殊的家庭与群体关系一直成为元素或是母题萦绕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自身经历与浩劫带来的余震捆绑在一起，补全现实中两代人乃至多代人的形象，在特殊的个体中寻找属于当前社会中个体的共性，以此来怜悯在时代巨变下多样的群体。父亲形象的崩塌王导电影里清晰可辨的共性，便是父亲形象崩塌的一系列反应：《十七岁单车》里的父亲屡屡食言，《青红》里的父亲里控制欲极强而直接干涉女儿的行为，《二弟》中的父亲不认自己亲生儿子，《日照重庆》中的父亲未承担太多责任而试图寻找儿子的过往。当我们试图回望时，那场浩劫对家庭和社会的毁灭直指“父亲”这个关键词，“划清界限”更成为那段黑色时期父亲与子女关系硬生生断裂的见证。《闯入者》并非像《青红》和《我11》那般直接还原时代的伤痕，而着眼于余震之后现代的家庭关系，直至今日这种影响仍在持续着。老邓(吕中饰)的丧偶、老赵的死亡与其大儿子的不详交代正代表着父亲形象的毁灭与缺席，大军家的女人主事与小兵的性取向加重了这一元素，而第三代人“闯入者”少年受到父亲复仇情绪的影响直接将两个家庭继续拉入这场四十多年的悲剧中，并如幽魂一般继续吞噬着在世者的生活。老邓成为维系家庭完整的准男性角色，她一边照顾着后代未尝顾及的自己的老母亲，一边毫无顾忌的冲入两个儿子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余热”并继续教育着早已人到中年的儿子们，而她却独自承担属于一人的孤寂与怅然。剧情中勿忘对老邓的过去补上一笔：当年她掌握材料，在为了回京名额的揭发过程中，未曾提及其丈夫的作用。在老邓在桌前对着亡夫的对话中，老张甚至被其想象为仍在世却未发一言未有一丝情绪的变化。有趣的是，在大军家其与儿媳争吵升级时，大军与小兵未发一言。而在老邓的社会角色中，她带上红袖章成为新时代的“小脚侦缉队”队员，跟当年红色浪潮中的积极分子的形象吻合。但老邓毕竟是个女人，在他跟子孙们强调对他们的付出的同时，面对的是自己是个快速老去的老妇人的身份。她虽在意家中的父亲形象摆上碗筷，但这正如儿孙的不解状态一般，她努力填补这个形式上的男性的角色，在被轻视冷落的状况下，她躲在厕所里寻求一丝的平复。在与儿媳争吵后，迷失于马路中央的她回到家中仅仅只能默默的哀叹自己的年老无力，在假想还在世的丈夫面前流泪。她在子孙的面前坚强的像个男人，却无法得到属于女性本应享有的温柔对待。她回绝儿子们只是因为自己习惯的男性身份，为自己安排养老院的床位也是如此，可是望着大儿子处理砸窗事件后离去，她怅然的眼神如那碎裂的窗玻璃一般。她不知自己的情感该寄托于何处，“闯入者”少年对她几次伸出援手，那一瞬间她成为了一位需要帮助的老妇人。在梦境中，她的“洛丽塔情结”释放了，少年的手如恋人般握着她的手臂，只是这种感觉依然与恐惧相随罢了。在失去丈夫与自己的家庭地位后，她原有的准男性形象也崩塌了，四十年前离开就未返的贵州山区成为她的目的地，有趣的是，她去老赵家道歉仍是对男性角色（返城事件主导者）的唤起，而却未料到悲剧再次发生。痕迹、习惯与时代的伤痛电影的主体是人，而人是制造痕迹的重要主体，在一个过度整齐的屋子里去试想屋子的主人性格与过往，会发现面对一种尴尬，那即是屋子毫无生气痕迹不足。《闯入者》中布满了痕迹与时代赋予的痕迹——习惯，它们给予角色足够的定位与交代，对于这样一部着眼现在回看时代的电影，痕迹与习惯显然成为叙事文本的重要支柱，王导自身经历与此也相互映照。开场的梦境段落与老邓贵州的过往交织即是痕迹的作用，记忆的阀门因此而开，梦里无数次厂区住宅区的呈现确定了的老邓的心结，从而将其与现实的隔阂彻底打破。影片将老邓拔插插头，试洗脚盆漏电的行为的刻画将小心翼翼表现的极为彻底，对孙子的照顾亦是一种加强，二儿子埋怨灯光太暗，又与节约画上了等号。那个时代的物资匮乏注定了时代中人的俭省，而萦绕着的谨慎小心带着强迫症的质感。简单的去寻找一下原因，梦魇一般的过去便是答案，人人自危的时代中个体的紧张感延续到了今日，成功的成为了习惯继续影响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时代的痕迹还有其他的产物。对于时代的紧张，让老邓在面对老年合唱团的两首歌时选择了不同的态度，一次试图参与，一次在门口停留片刻便离去了。窗户被打破那一刻，对应梦中厂区住宅区的是现实中电视频道“贵州卫视”，四十年前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了口音，老邓与老同事聚会和用熟练的贵州方言买水果将过往的痕迹进一步放大了。而对于“闯入者”少年，痕迹更多的变为实在之物了。满背与手臂上的纹身，在行窃后在现场留下大量的痕迹，电影通过遗留痕迹的行为表现他的心理状态。他用遥控器在他人家中换台到北京卫视便停了下来，对身份的认知给他的行为合理的解释：一个原属于“北京”标签的男孩在北京人家中饮食看电视，时代将他原应有的世界剥夺了，他选择以闯入的方式寻找存在感，这一切让人嗟叹，而他对老邓说他来自贵州的身份予以否定则让人感慨。否定加上极端的方式贴给了他犯罪者的标签，正如进入老邓家里说的“房子好大啊”，他无法寻找平衡点而最终殒灭了。一次次骚扰电话标记了男孩的心理，即便是有来电显示，各城区住宅拨打电话的痕迹却难觅男孩的踪影。他选择直接闯入老邓的生活中去留下痕迹，痕迹实体化于对老邓的帮助与撕毁照片的举动，同时以记忆的方式留存在老邓的脑海中，以致于在结尾老邓的痛苦绝望映照的是男孩带着红帽子站在家正中的那一刻。那时在老邓眼里，男孩是那么普通简单纯真，毫无仇恨与邪恶浸染的痕迹。在老邓回到贵州的路途中，无尽的山与较少的房屋刻画了山区的质感，坐车回厂仅仅三个镜头（农田、少数民族和马）呈现了与北京的对比。时代的发展并未对当地有更深重的痕迹，农田里秸秆燃烧的黑灰、少数民族步行于公路和马的作用简单又易懂的交代了这点。但是破败的厂区宿舍，电线与木板组成的秋千将时代与人的痕迹完整的保留着，《山楂树》的歌声中回忆仿佛一一浮现，热血与哀愁借此还魂。时代的伤痛在痕迹与习惯中复现，痛苦与内疚由于它们的映照不可消逝，老同事们还未等到的答复成为一辈子的心结，亲历者不得不携带者它们继续生活，如幽魂一般难以散去。幽魂的徘徊无声的骚扰电话带着一丝诡异开启了《闯入者》的故事，持续与徘徊更是电影的关键词。当老邓带着孙子坐上公交车时，男孩默默地站在一旁，老邓并未意识到这仅仅是个开始。“闯入者”少年在片中是没有名字的，直至最后他才拥有家庭身份的揭示，他大多数时候是沉默而不发一言的。他游荡于北京这个大城市中，难以寻觅他的踪迹。去世的爷爷与不知在何方的父亲似乎附身于他，使他携带着祖上两代人的仇恨而前行。无声的电话成为历史幽魂与人沟通的方式，电话后的男孩借用而成为了幽魂的实体。老赵的死催化了这一切，老邓以想象的方式与丈夫沟通很容易将其归为鬼魂的作用，她将这一切归结于当年的行为。已经四十年远离过往的她，仍然被那段经历缠扰着。当她尝试与电话那边沟通时，电话迟迟不挂让她更为确信这一点，她仅仅只能看到少年的善良，但看不到在他身后的如幽灵一般的一个家庭的仇恨。男孩尾随她，她摆脱不掉，面对撕碎的照片时，她看着其他完好无损的家中陈设，肯定了男孩是老赵的鬼魂。男孩犯罪事实的揭露并没让她从判断中走出来，她追赶着无法弥补的错误，无法挽回是唯一的解答。幽魂是徘徊不散的，热血带来的诸多生命逝去的恐惧是无法根除的，老邓回到贵州工厂住宅区，嘹亮的起床号再次响起，秋千上突然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而其中又有多少人在运动中被间接吞噬呢？她对子孙们的严苛干涉，有多少是来自于那充满恶的时代呢？举报人身份的魂灵在那一刻附身于老邓，以致于她无法克制报信时的愧疚，跪在地上忏悔不已，其中有多少需要责备的呢？答案似乎清晰却又模糊，幽魂的力量我们无法衡量，它不是洗脚盆厂如今的难寻，而容易被记忆和习惯带出，因为它未曾远离过。男孩之死将四十年前的历史阴魂补上了一笔，出于善意的贵州之行以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从此幽魂永久驻留了。试想当年热情昂扬的红色中，有多少血与泪留存在现代人的心里呢？它们无法被渐渐遗忘，因为强调渐渐即是难以忘怀。另一层放大镜《闯入者》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加入了现实的比照。当下时代的生存焦灼，一直是第六代导演诸多作品选择题材的重心所在。对比来看，新时代的不安感似乎也带着一丝关联的意味。骚扰电话、社区的治安联防和警察多次介入代表着来自外部的不安因素，而对于儿女靠不住，大街上坏人多则来自于内心的担忧。商家的逃避责任，商品可能带来的危险侵入了生活的全部。而人心正如未及时给付的工程款一样，缺乏信任带来纠纷与误解。这些细微之处放大了现代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快速的发展与变化闯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再稳定，一触即发。对于类似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闯入者》放大了原本微缩在人内心深处的伤痕，其中在对老赵与聚会时讨说法的描述让人后脊背发凉。片中角色不再隐瞒不再避讳的，大胆的去面对梦魇的这段日子，让人感受到王导的勇气。这种直白并也许不算是最好的方式，但却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代沟逐渐变大的今天，它给了我们一次理解祖辈阅读真实历史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是足够为人所称道的。片尾曲名《红色的渐忘》，而这正是影片的英文名，提琴与钢琴声中突然出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让人感慨，它成为多少人心中五味杂陈的来源呢？当它再次闯入经历者的生活中，他们又会如何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