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不是情景喜剧

他说，解构主义不是情景喜剧。他的意思是，我的哲学——我的——不是情景喜剧；但他同时意味着，现实不是情景喜剧，因为解构在最好情况下，是一种描述。当然，我们忘记问他，描述什么？是说现实是被描述的对象？对象——多么怀旧的一个词语！我们选择不去追问；当然，现在我们也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假设，我们伪装——我在伪装——现实与情景喜剧的问题可以不被提及。毕竟，现实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意志的场所。但纽约人说，去你的哲学吧！大都会不相信哲学——也不相信哲学家。他说，我们不需要苏格拉底；我们需要JerrySeinfeld。我们需要Seinfeld；他的日常生活是我们存在的场所（fieldofSein）。在这里，我们是否能察觉某种巴黎与纽约的距离？巴黎与纽约，地图上的两个点，所占领的土地分别被称作旧世界与新世界。或者说，世界与世界的幽灵。每一个纽约人，在躲闪的目光中，在彼此暗号口令的爱抚中，在拒绝言说的吻中，都在轻声呢喃：“巴黎，巴黎”。纽约人与世界公民的等式，实际上意味着纽约与巴黎的等式。纽约人不去北京，不去莫斯科，也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也不会去弗莱堡；这不被包括在他存在的必然性中。纽约人去巴黎；而托斯卡尼郊野的度假是纽约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中介。除此以外，纽约并不在世界的中心，而恰恰是在世界的边缘，在世界性被倾空的深渊边上。甚至连美国都无法容忍纽约了——美国亟需一场审判，一场对纽约的世纪审判。从根本上，纽约是缺失了世界性的。纽约没有土壤，也没有知识。纽约不接受割礼——纽约人不流血。这样的一种纽约就是世界最终的完成状态——哈莱姆文艺复兴，“桥之战”，或者“知识是第五元素”的纽约是另一种纽约，一种反-纽约的复仇亡灵——纽约完成了那从莫斯科回荡到巴黎的关于历史终结的呓语。但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位莫斯科-巴黎人——通过世界，从非世界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却判断历史的终结并不在东岸，而是在洛杉矶？洛杉矶与纽约的距离该如何决定？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考虑的。准确来说，我需要考虑的是一种非纽约的生活，一种尚未被淹没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未去过纽约。可是纽约是这样一种地点：它不需要移动。纽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这意味着，纽约并不是诸大都会中的一座，而恰恰是一种渗透了都市的流体；我们生活在纽约的流动中，我们的皮肤正在适应纽约的压强。世界正在纽约化；而这意味着，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了。世界性的餐厅是“兰心馆”“LunaBlu”或者“ElToroLoco”，或者是有它们聚集的街区；而一家叫做“Restaurant”的餐厅显然已经完全褫夺了世界。世界在当中消失了。如果纽约人进入任何一家不是“Restaurant”的餐厅，那那家餐厅一定是一种幽默，是一种笑话，而餐厅们也必定是要拒绝纽约人的进入的。在餐厅们的玻璃门上用隐形墨水写着：纽约人不得入内，因为我们是中国餐厅，或者我们是意大利人，或者我们是巴基斯坦人，或者我们是N-az-i。在世界的餐厅中，愉快的用餐体验不属于纽约人。可这毕竟只是情景喜剧。而像他所说的那样：情景喜剧不是解构主义。他的意思是，情景喜剧不是现实。可是纽约也不是现实；纽约不是我的现实。我的现实从村庄迁移到了小城市，又从小城市迁移到了另一个更加小的城市。我在安纳波利斯——原谅我，我不能提其它的地点，那些秘密对我太珍贵了——的生活是完全的反纽约的。我的意思是，我阅读，我思考。但纽约是现代人的宿命；而我们就要被丢进去了。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有时候，恐惧攫住我的心脏，而我只想死去。或者堪堪活着。我重复地念着，纽约，纽约，希望这咒语能抚平恐惧。当我重复得久了，纽约这两个字，这两个发音竟然都陌生起来。连带着看着它的我自己也陌生起来。我就意识到，纽约早已经来了，它就藏在衣柜里，它的引力将整个房间都拉扯成了克里特岛的迷宫。而人类所能做的就是经受它；我们不知道阿里阿德涅会不会来。也可能她正在荒岛，早已经死了。但这并不是现代人所害怕的：我们害怕的似乎是，如果阿里阿德涅真来了，谁又能成为忒修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