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她曾翻山越岭为你披上一条新围巾

中国电影的这三十年来，完全打煽情牌并大获成功的电影，之前似乎就只有《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我的兄弟姐妹》。这一次，经历了大制作《墨攻》，重回文艺片的张之亮导演的《车票》上映时，《妈妈再爱我一次》被随之重提，作为几乎唯一一枚标签贴到这部明星不亮、投资不大的电影上，我是觉得担心的。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导演之一，如果单纯地制造煽情，而不顾及剧情的衔接和逻辑，不顾及电影美学的节制，恐怕只会沦为一名三流导演。要知道，前两部大热煽情片的导演——陈朱煌和俞钟，经过了暂时的辉煌过后，已经迅速被湮没于光影的一拨拨浪潮中了。但是当我走进影院，旁观曾雨桐的寻亲之旅时，却并没有看到我所预想的煽情场面。电影的开头，女记者曾雨桐在医院采访了一起生产事件：父母被医生告知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存活几率极低，但父母仍执意将孩子生出。曾雨桐不解，为什么明知道一家人将要面对无尽的痛苦，还要去迎接。孩子母亲坚定地告诉她：因为母亲对孩子本就应该不离不弃。这个看似与电影主干情节无关的开头，实际却是女主角曾雨桐接下来寻亲过程中所具有心理的一根引线。采访戏落幕后，电影通过雨桐和其领养者曾嬷嬷的共同回忆，揭开了雨桐的身世：在她一个多月大时，被母亲遗弃到了云南一座寺庙门外，从此就由曾嬷嬷抚养。曾嬷嬷去世前，给了曾雨桐两张车票，车票显示了当年母亲抱着雨桐从家乡到寺庙的路线，这是一条寻亲的线索，但曾雨桐一开始并不愿意展开这趟旅程，采访中的那位妈妈给了她很深的触动，甚至加深了她对亲生父母的仇恨：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对自己的不离不弃。到此，影片的铺垫终告完成，寻亲之旅开始了，或者说，一部风光片和公路片开始了。曾雨桐由青梅竹马的朋友志轩相陪，驱车驶在云南葱郁的乡野和蜿蜒的盘山路中。这一路上，雨桐不断地提起了自己心头的结，对可能即将面对的生身父母产生抵触。每一次，吴奇隆饰演的志轩都作为一个开导者的形象出现，当雨桐问见到父母后怎么办，志轩总是以一句“再说啦”回应，不给雨桐压力，以轻描淡写化解她心底里的重重锁链。后来，我们了解到，原来志轩也是一名孤儿，是相似的身世给了他们惺惺相惜的可能。至此，电影和煽情仍是八竿子打不着，它的外缘是仿如世外桃源的云南山地风光，内核却是两个孤儿对童年的一次次深情回望。他们想起了一次偷玉米的经历，想起了一个稻草人，想起了大年夜被人披上的一条围巾。没有“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苦情，雨桐的童年大体上是正常的。他们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怀旧，他们面对的问题就只是“面对”本身而已。父母曾经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在失去了这么久之后，你还能不能去面对他们。这时，影片的第一个“煽情”场面出现了：雨桐执意只身抱着书包吊在绳索上通过山间的大江，就像当年母亲抱着她通过一样。通过体会当年母亲的感受，雨桐终于开始面对了。于是他们继续寻根，母亲也终于找到了，不过只存在于一张照片中：一个月前，她去世了。这是多么老套的桥段，且看张之亮怎么翻新。他没有着力表现雨桐的痛苦，而是终于将叙事主角转移到母亲身上，通过对着遗物恍然大悟的回忆表现她对雨桐的另一种“不离不弃”：她曾以义工的名义，每年去寺庙看望雨桐；她曾徒步从寺庙走回隔了好几座山的家；她曾只身去北京，远远的看着雨桐的毕业典礼；她还曾在大年夜走近雨桐，给她披上一条新围巾。不过，这位母亲始终被方巾蒙着脸，面目模糊。这一段让我想起了《李米的猜想》，都是在结尾时才把正面镜头给予了一位牵动剧情的重要人物。我甚至觉得，模糊面孔的处理让《车票》的动人效果更甚于《李米的猜想》，这位母亲可以代表一批集体的母亲形象：包括因为某些苦衷而不能关爱孩子的母亲，因为方法不当而与孩子种下芥蒂的母亲，以及种种在孩子生命中缺失了母爱的母亲。有一句话叫，天下没有狠心的母亲，只有狠心的孩子。此时我们已不用去追索母亲当年究竟有何苦衷，母爱这时不存在于逻辑链中，而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于张之亮节制的镜头里。结尾蒙面母亲的这一串镜头成全了这部催泪电影，至少我在那一刻确实是泪流满面了。那条大年夜被披在雨桐身上的围巾，在我的脑中慢慢旋转，变成了我的母亲在忽然降温的夜里起身为我加盖的一条棉被。这两个场景，我想，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不同。在写影评的此刻，我正逢因贵阳的降温而身体不适，孤身一人在外地谋生的我，忽然是那么想念那条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