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拍摄《德尔苏》是我三十年来的梦想

来源:青柠影院 责任编辑: 更新时间:2022-10-29 16:27:54人气:0
德尔苏·乌扎拉

视频德尔苏·乌扎拉状态:正片年代:1975

主演马克西姆·蒙祖克尤里·索洛明斯韦特兰娜·丹尼尔琴科更新时间:2023-12-28 14:53:00

这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关于人与自然的电影。1902年和1907年,沙俄军官阿尔谢尼耶夫两次率领勘探队到乌苏里地区探险,都巧遇赫哲族老猎手德尔苏·乌扎拉。德尔苏.乌扎拉为勘探队充当向导,并挽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的生命,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德苏对大自然相当了解与尊重,藉由他的示范与见解,让人们了解大自然的伟大与残酷,人是可以与大自然和平相处,但当大自然被破坏时,人们将是第一个…

以下内容摘自《反华电影剧本lt;德尔苏·乌扎拉gt;》,这本批判材料,胤祥那篇影评有介绍,我看目录就对黑泽明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有兴趣,就去学校图书馆借来。挺有参考价值的,录下来分享。拍摄《德尔苏》是我三十年来的梦想(摘译)黑泽明决定把《德尔苏》搬上银幕的过程三十年前我就考虑过把《德尔苏·乌扎拉》拍成电影。我还担任助理导演的时候,由于喜欢探险记,就读了《德尔苏·乌扎拉》原著,非常喜欢德尔苏这个人物。我很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记得一九五一年拍完《白痴》之后,就跟久板荣二郎商量过,请他写了电影剧本。当然,那时连想都没想过要在苏联拍摄,所以背景和人都换成日本的,写成的电影剧本却不大对头。总之,在日本拍是搞不好的。以后,一九七一年二月,苏联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访日的时候,曾问我想不想在苏联拍一部影片。接着,我带着这一年莫斯科电影节的特邀影片《我要坐电车》到苏联去了,对方又旧话重提。······我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餐厅遇见曾经访问过日本的导演列夫·库利扎诺夫,跟他谈话时我提到想拍《德尔苏·乌扎拉》。他一听,吃惊地说:“原来你也知道《德尔苏·马扎拉》呀。”我说:“是的,三十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愿望。”他说:quot;那末就这样办岂不好吗?其实苏联已经拍摄过一部《德尔苏·乌扎拉》,不过那是一部非常枯涩乏味的影片。由黑泽先生来拍,那一定会拍成完全不同的电影吧。好极啦。”拍摄《德尔苏·乌扎拉》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关于阿尔谢尼耶夫阿尔谢尼耶夫是曾经请德尔苏当向导的探险队长,他所写的滨海地区探险记,分别记载了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以及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七年的探险经过,此外,还写了若干本书。一九〇七年的那一本,书名叫《德尔苏·乌扎拉》,发行得比较广泛;一九〇二年的,当时在日本只有上野图书馆收藏了一册——就是我读过的那本。阿尔谢尼耶夫这个人是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毕业的,原来就是军人。童年时代就对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有很大兴趣。他以青年军官身分被派到远东,起初是出于军队的战略研究需要开始探险的,可是不久就从事正式的西伯利亚学术调查了。后来,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担任过八年馆长。与其说他是军人、探险家,不如说是地理学家、文学家。他至今备受尊敬,哈巴罗夫斯克自不待言,连他去世的地方符拉迪沃斯托克也竖有他的大铜像。苏联还有一个城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次拍摄工作就以阿尔谢尼耶夫市为据点。……大森林之子——德尔苏的魅力阿尔谢尼耶夫和德尔苏是在一九〇六年(译注:原文如此。据阿尔谢尼耶夫原作,他们是在1902年探险的时候第一次相遇的。)探险的时候相遇的。我读了原著,非常喜欢他。德尔苏是赫哲族人,跟乌德海族、鄂伦春族一样,是居住在乌苏里地区的东方少数民族。比方说,他对天体的想法也是非常朴素的,而且没有那股子哲理味。阿尔谢尼耶夫问他:“太阳是什么?”德尔苏手指太阳说:“你、没见过?看看吧。”这种地方,我非常喜欢。它纯朴地表现了一个独自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中生活过来的人的智慧,而又多么坚强。德尔苏的特性,我想按原著来刻划。·····……然而,我感到这个山里人死得悲惨。靠打猎为生的人,眼睛看不见了,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象德尔苏那样孤零零地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因此极其爱护、尊敬并且畏惧大自然的人,他这种态度正是现今全世界的人最应当学习的地方。……电影剧本以我写的第一稿为主,经过苏联方面的尤利·纳吉宾加工,我重新改写了一遍,两个人又进一步研究了一些细致的地方。……人道主义、和平与友好这次,难办的事情之一是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从写剧本的时候起,这就已经成了问题。只要读一下原作和电影剧本就能知道,阿尔谢尼耶夫探险的那个时期,乌苏里是和中国的国境没有划清的地区。除少数土著人外,以中国人为主,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来到这里。然而现在,中苏问题与其说是微妙的,毋宁说已经是极其严重的,因而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在电影剧本里就成了问题。我自认为写得公平,对方却说我过于出力地描写好的中国人了。我反驳道,不论俄国人或中国人都有好有坏。首先,这是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七年的事情,当时和现在的形势不同,把当前的政治现实搬进电影里,不是错误的吗?再说,作为国际电影工作者,我们是站在莫斯科电影节的口号“为了电影艺术里的人道主义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这个立场上来拍摄这部影片的。我坚决表示不愿把政治搬进影片中去。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是(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也非常关切的。在编电影剧本的期间,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万兰译)本文原文刊载于日本《电影旬报》(1974年5月7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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