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见使人愁

2000年，湖北监利乡镇干部李昌平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著名的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村自古以来是皇权、强权、族权、父权等各种权威下的蛋，基本上农村如何发展是要靠皇城、军阀或土匪、门阀与宗族、强人等等影响而产生或超稳定或极速垫付式的发展。2000年至今，取消农业税、小城镇建设、基本农田保护等等，在相当或一定层面上对于三农是不无裨益，然而中国的现实足够复杂和吊诡，农业税是取消了不过粮食价格长期上不去而成本激增，目前留守农村者多是家中有进城务工人员或者短期打工，否则单纯靠土地，几乎养活自己和供养家人的可能性。毛时代全国学大寨，大多数地区只是学了个皮毛。改革开放时代，无论是大邱庄还是华西村，都是农村强人能人领导下的超级集团，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农民致富，而农民赵本山则通过二人转和刘老根大舞台等演艺托拉斯航母式令一帮农民和城市平民成名立万，不过这些都不是绝大多数平凡的农民可以去比较，人比人气死人，话就是如此，英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如同老百姓期盼包青天，属于可遇不可求。闫然导演的《凤凰台》，讲了一个小村庄的转型故事，故事不大，就具更深远的代表性，但是前提也不少。张语庭饰演的杜小娟，接过父亲老支书的承诺，帮助存在致富奔小康。中央的政策多如牛毛，上面的指示也是哗哗的下文，每年各行各业的运程彩头又是难说，农民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乡镇区县的领导干部，也很难猜出哪块云彩会下雨，长安不见使人愁，这就导致不再早就抛弃统购统销的农业很危险，他们可能今年甲鱼明年山药后年再种菊花，信息不对称的苦对于三农来说太过寻常。《凤凰台》用偶然的命运转机来解决了村寨挤压的天麻难题，可是女主光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收获的季节》卖花生更是让观众心酸，今年山东产花生还不如电视剧里的价格高呢。在全球化大生产-消费的分配中，中国农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都很不够。农民已经明白无法通过勤劳种地来达到致富的可能，于是家乡更多是旅店，乡愁不如在城里还贷愁的实在。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乡村人口会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大趋势，然而反应在文艺创作上，中国的内地影视剧，往往依然在讴歌田园，赞赏扎根农村的好青年，他们的行为确然也不错，然而，我想，还是要正确引导很多农民如何适应进城生活，当前前提是保护好自己在农村的权利：宅基地和口粮地，那是他们作为几十年农民最后所拥有的好东西。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也过于简单、粗暴、直接，尤其是房价飙升到正常人脑电图都不会正常的地步，过去二三十年、未来二三十年，当下的中国基本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点，那些先后进城的农民，要承担起安家立业的重任，他们无论在北上广深还是郴州日照，都要做出更多的付出。然而，无论如何，绝大多数进城的人都回不去农村了，一老一小让中年人极其难为，小的要上学，老的要看病，中坚力量要社交、娱乐和加强学习，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更加方便的相互服务。然而，到底怎么进城？不是行政区一划拉从县变成区就成了城里人，那样的城市化和城市居民自有住房率，不仅骗了专家和领导，也毫无意义。也不是把农民的宅基地都归拢到一起，圈块地盖起搞房子大家都上楼，然后以城乡统筹占补平衡来说事，各种差价就被有司吃掉了。农民还是要在城市里活下去，才是正道。农民最缺乏的就是各种职业培训，只有这个办好了，才有饭辙。留守儿童到城里和父母在一起，给予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当前极其突出的现实问题。留守老人可以选择在老家，也可以去城里做老漂族，纯粹看自愿和精神诉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流传着一个伟大的说法，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个说法绝对没错，然而中国的农民也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农民平均只种一亩三分地，东部沿海省份多数只有几分地，大约在2046年，从事农业的中国最多不会超过20%吧，其他人必须要进城，而新农业则必须有新路径。顶层设计往往都很宏观，然而层层叠叠到基层，还要看各乡各地的造化了，毕竟中国的贫富差距实在太大了，大到国家统计局都不好意思公开城乡合体的基尼指数了。希望有一天，农村不再拖城市的后腿，田园生活或大农业生产，均属预期目标，凤凰台上凤凰游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