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老了，病了，忘记了。

（这是给《南都周刊》写的初稿，后来刊发的时候被编辑改了很多，现在文章已经刊出了，为了让更多没有看过片子的朋友了解影片和导演，贴在这里。）“他们是一群困在时间河流里的长者，深受失智症的困扰，记忆中的岁月点滴，如今只留下泛黄照片上的陌生影像……”。六位老年阿兹海默氏症（即失智症）患者，被家人安排到某养老院生活，他们或者有记忆障碍，或者有被害妄想症，或者是定向感障碍……因为失智症，这些老人和他们的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在遗忘的疾病的世界。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的新作《被遗忘的时光》，讲述的就是这六名失智症老人的故事，谈起拍摄的感受，他说他在片场已经被感动了无数次：“我想要落泪是因为发现这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沟通，但是残酷的事情是他们竟然是父子或母女。如果家人已经去世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他们活生生在你面前，你却必须接受他忘掉了你。”在台湾，65岁以上就叫老人，65岁以上18个就会有一个失智症，85岁以上4个就有一个。大陆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长辈的照顾与健康问题日渐引起政府和子女的重视。从07年至今，杨力州拍摄了四部纪录片，其中三部的主角，都是老人。在拍《被遗忘的时光》的同时，他意识到有另一大群健康或想让自己更健康的老人的价值更应被展现，因此拍摄了《青春啦啦队》，以高雄市一群跳啦啦队的老人家为主题，展现了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年人的乐观与活力，阐述“老与病并不是老人唯一的定义”；此前的《水蜜桃阿嬤》则讲述了一名泰雅族阿嬤在高山上种植水蜜桃，艰辛地抚养负债自杀的儿子媳妇留下的七个孩子的故事。虽然有朋友提醒说“老年人”是票房毒药，但是《被遗忘的时光》在台湾上映，票房居然超过了明星主演的爱情电影，进入了台湾电影票房前十名。特工尹伯“这个照片拿出去，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是不是拿给共产党了？”85的尹伯找不到自己的照片，对摄影师说：“这个机构这么大，共产党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自己骗自己他不知道！”身患帕金森症和被害妄想症，当他晚上看到对着他的摄像机的时候，一下子大发脾气：“白天拍一天还不够吗？现在都要睡觉了，忙了一天，你们还在这个地方来拍，做什么？”直到护工小姐说不拍了，摄制组停下，尹伯还一直无法平静。护工转身告诉杨力州，尹伯把摄制组的人当成了匪谍。而对机构主任王宝英来说，有一段时间，每天听尹伯诉说共产党迫害史，是她的例行工作之一。这位原国民党特工曾被派去刺杀毛泽东，行动失败，他换了好多个名字，“我父亲，共产党斗争，死在大牢里，连尸都不叫收，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耶。我哥哥、我父亲都杀了，我还有两个弟弟杀了，我大陆上的老婆孩子都杀了。”尹伯操着河南口音，眼睛红了：“我的腿都断啦，逃到新疆、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么冷，化名西藏人，穿西藏衣服，用各种方式逃到印度，由印度政府接我到台湾来。一百个人也出不来一个啊。”尹伯激动得身体开始颤抖，“这冤仇有多大？”他的儿子还记得父亲当年细致地“做记号”：门关上和打开的缝隙间，他都会夹一片树叶，这样有人开门他就会知道。而下课回家的时候，父亲会问他：“你怎么从外面走进来？”还坚持自己中午就看到了孩子回来。那个时候的轻微症状没有被人发现，直到后来，尹伯要搭计程车回他河南的“家”，并以为台湾是归河南管……工作人员忍不住问他：“尹顺周是你的本名吗？”他说“对”，可是他很害怕被人家知道，他甚至认为同一层楼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可喜的是，参加了复健活动之后，尹伯恢复了一些，他告诉王主任说：“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整个事情我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了”。有一天摄像跟随他和护工外出，护工走开一会儿，尹伯转过身告诉摄像师：“就剩我一个人了，你想怎么照，你告诉我”，摄像师抓住机会问道：“尹伯伯，你以前在哪里工作？”“这个我忘掉啦。”“那我们聊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哪些？”“我不知道啊。”尹伯大笑：“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办法给你答复啊。”水妹要回家水妹65岁，是泰雅族原住民。得失智症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医生告诉家人，做手术以后有三个结果：死亡、植物人和失智症。如今女儿最欣慰的是“妈妈还在”，虽然手术后语言功能基本丧失。当她想要表达而无法实现的时候，水妹会露出焦急而自责的神情，家里人也尽力配合她，猜她想要说的话。然而有两件事情让拍摄团队和观众都感到惊讶：水妹可以很清楚地表达“我要回家”，“回西林村”——西林村就是她在花莲的老家，而不是都市的孩子家里，她甚至给工作人员看故乡的照片。此外，尽管说话有困难，但是她可以流畅地唱歌。杨力州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天，水妹自己在唱《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歌词是“姑娘啊，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唱到这句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再继续唱下去，周围的人就突然意识到歌词的内容。“她都知道她唱的是她自己的困境，之后她就往房间走去，我们的摄影师跟着走进去，她去换上她最喜欢的衣服，戴上她最喜欢的帽子，然后把衣服整理好，提着行李就走出来，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西林村到了。她指着病房里她的床，这里就是西林村。”杨力州说，那一刻他好难过，因为他发现，水妹连心中最美好的故乡的想象，都放弃了。“她告诉我们，她也试图告诉自己，在这个四面墙壁的病房里，就是她最怀念的故乡。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因为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她连青春，她连健康，她连记忆，她连语言能力都没有了，可是这最后能让她记起的东西她都放弃了。”电影最后，水妹年轻时候的照片笑意盈盈，穿着泰雅族服饰，散发着青春与美丽。她喜欢唱歌，曾经是五个孩子的好妈妈，是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如今记忆散落，可是，疾病再怎么厉害，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是夺不走的。所以她还可以安静地歌唱——或许在梦中，她真的回到了故乡。与世界和解虽然拍摄计划很有意思，但在拍摄之初，杨力州并不清楚自己要拍什么，“我特别怕自己拍成一部讲失智症是什么的卫生教育片”。整个拍摄持续了两年多，摄制团队几乎都待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为了真实自然地记录老人们的状态，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说服整层楼的30位病人及家属，拒绝拍摄的老人必须不能出现在镜头里。一直以来，社会对失智症存有误解，感觉像是一种忌讳丢脸的疾病，甚至会出现歧视的现象。公众对这个病如果有点印象，大概会是因为2009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现年77岁的他六年前被证实患病，也是因为他获奖，病情才被广泛报道。“我做这个纪录片就是为更多不了解失智症是什么的人开一扇窗户，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这个病会不会找上我们，如果很不幸找上我了的话，我至少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它。”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放映之后，杨力州上台与学生交流，面对台下的三百多名学生，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所以，可能五十年以后，台下的你们当中就有几十个失智症患者。”下面的观众不禁“啊”了一声。“这部影片我很高兴它好像撞击到每个人心里，尽管他家里人不是失智症，可是他好像找到了，尤其是年轻观众，他找到一个跟自己、或和自己最爱的家人和解，或者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做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件事。”杨力州乐于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众有所思考，有所改变：“当你看到一部会感动你的纪录片，不管你是哭还是笑，其实导演已经把一个讯息，或他要传达的一个观念，用一个胶囊装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丢进你的嘴里。那一刻觉得喉头有东西进去，可是你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没过多久，可能一看完电影，那个胶囊慢慢溶解，你发现非常得苦涩，你就开始有一些思考，这也是可能你有机会产生一些改变的原因。对我而言这就是纪录片。”有一名中年美容师在Facebook上给他留言说，在电影院看完《被遗忘的时光》，他瘫在椅子上走不出去，因为母子关系紧张，他已经有20年没有跟妈妈好好吃饭，而看完电影之后，他想在周末约妈妈出来，好好吃一顿饭。在网络上，他只是对杨力州留言：谢谢你。杨力州开玩笑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观众，因为每次都是因为这种人让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把纪录片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