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丈夫暴行的容忍，是叶老师的品格所在吗？是影片应该称赞的吗？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叶老师竟是一位家暴的受害者，从童年，到婚后。而这，也令我对影片的价值观怀有疑虑。在影片将结尾时，好友刘秉松称赞叶老师”对痛苦或欢乐能有“统一的态度”。刘秉松还由此想到“古代的君子”。但对这个论断，刘秉松所举的例子之一便是，对丈夫无理的行为，叶老师最多不过轻轻地感叹一句“这个赵钟荪”。对丈夫暴行的容忍，是叶老师的品格所在吗？是影片应该称赞的吗？对丈夫暴行的容忍，是叶老师的品格所在吗？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后叙中，叶老师写了这样一段话：x27;x27;总之，这一年来我尝遍了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不过我那时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而且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关于这种清者的持守，我后来才觉悟到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日益加甚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x27;x27;叶老师明确表示，自己‘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而且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是‘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的体现。叶老师甚至批评自己曾经坚持的‘清者的持守’‘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日益加甚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在同书中，叶老师还对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做了如下的批评：而这种外则必须“守礼”，内则必须“克己”的道德标准，在实行的时候，遂由于社会阶级地位之不同，而产生了流弊。于是儒家所原欲维持的和谐关系，乃在君权专制与阶级社会的控制中，及以强凌弱的情势下，只剩下了单方面的不平等的要求，成为了有权有力者借以控压另一方面的依恃和凭借。而儒家之尊古崇圣的因循保守的传统，以及贤者但求洁身自保的消极退避的心理，则更阻碍了社会的革新与进步。x27;另：同样是这本书，叶老师这么回忆自己昔日与丈夫的关系：那时，我们全家已搬到了台北，我在很多学校兼课，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连每一呼吸都有被掏空的一种隐痛，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的心情，接受来自于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部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经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而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作任何的争论了。那一阵子我经常梦见自己已经陷入于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或者梦见我的母亲来了，要接我回去。而在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只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貌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我相信当年的朋友和同学们，除了记得我那时的瘦弱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所经历过的艰苦和酸辛。我现在可以较为坦率地谈起这些事，一则因为已经时过境迁，在感情上有了相当距离，再则因为外子已经自己写出了他不幸的遭遇，而且他的心情也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我该感谢他一向都肯帮忙我做家事，不过以前在男性中心的观念中，他可能会想到这在别人眼中有损大丈夫的威严，而这笔账当然要算在妻子头上；如今在“女子半边天”的新观念中，则丈夫帮忙做家事则成了一种进步的光荣表现了。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对他的心情有很大影响。可惜当年我们都未曾了解到造成一切不幸的社会因素，他只是偏激怨怒，我只是宿命悲观。昔日身处不幸，叶老师并未能看淡，相反只是由于‘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和‘没有多余的精力’而承受。而承受这种痛苦，给她带来的是“那一阵子我经常梦见自己已经陷入于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或者梦见我的母亲来了，要接我回去......只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只不过幸而由于‘性格上格外坚忍’的一面，叶老师用意志承受了这种苦难而没有‘倒下去’。今日叶老师固然对这段经历‘放下’，但这也是建立在‘时过境迁’和丈夫‘心情已经改变’的基础上（就写作此文时而言，现其夫已离世）。如上所述，‘对丈夫暴行的容忍’，不是叶老师品格所在。对此称赞，是对叶老师的误读。对丈夫暴行的容忍，是影片应该称赞的吗？不必说这本就不合事实,不必说将一位女性的‘偶像’塑造成‘对丈夫暴行默默忍受’的形象对现实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面对从人为的苦难幸存下来的人，一个道德的创作者，会不批判造就这苦难者，而一味赞美受害者忍耐的美德吗？本文版权归作者未烧书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