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盗火者与无法逃避的恐惧

“哪怕在世人眼里题材再黑暗，拍摄对象再不堪，我仍相信每一位导演都是怀揣着去找寻无尽黑暗中最后一星光亮的梦想去拍摄的。他们就是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文明，用手中不大的摄像机盗取太阳神车的圣火。哪怕很可能被火焰灼伤。”这是徐捷的论文《真实的陌生感——浅析独立纪录片的力量来源与现实困境》结语中的语句。说实话这篇论文真的很烂：一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如同二流营销号使用的煽情修饰话语，显得写作态度可疑。但某种程度上，用这段话来形容《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导演TalalDerki再合适不过。这位“盗火者”带给我们的，是每个文明社会的成员不曾经历甚至无法想象的恶毒的火苗。而使我们颤栗的是，我们内心深知这样的不义与邪恶真实存在，和我们存在于同一个世界。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实越是逼真的噩梦，越会使我们感受到恐惧。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永远畏惧于“未知”，这也是所有恐怖片一直在表现的主题。但唯一比“未知”更加令人恐惧的，则是“真实”：同未知的不可预期性带来的缺乏安全感不同，真实的恐惧所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躲避的恐惧。《恐怖分子的孩子》的底色，是一种粗粝的真实。创作者带着摄像机同Al-Nusra（部分媒体译作努斯拉阵线）的创始人AbuOsama一家一起生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生活，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这位恐怖分子的孩子们，记录着这些本该是孩童的生命，如何被极端思想左右，如何成为新的恐怖分子。纪录片的主角之一，12岁的Osama，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时，便冲着镜头开朗地一笑。但同样是这个开朗的男孩，在不久之后就同兄弟一起虐杀了一只小鸟。杀死鸟儿的Osama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把它的头割了下来，就像爸爸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面对镜头开朗的Osama被虐杀的鸟儿围坐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模仿着周围的成年人自己制作炸弹。一个矿泉水瓶配上各种化学原料。孩子们开心地看着自制炸弹在沙地中爆炸。围坐在一起制作炸弹玩耍的孩子们同样是Osama，面对着失去左腿的父亲，会伤心地哭泣，会一个人在野外出神，认真思考的脸上写着的则是悲怆。可他最终再次走上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道路。从最开始会在夜里抱怨教官对自己太严厉的孩子，成为了拿上枪熟练的“战士”。被训练成“战士”的孩子们以上这些镜头基本上都没有过度血腥残忍的画面，可每个人观看之后，感到的都是令人后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可怕的事情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正是纪录片所特有的这份‘“真实”，塑造了最高级的恐惧感。他是恐怖分子，也是父亲很难说TalalDerki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对于AbuOsama的定位究竟是恐怖组织的创始人，还是孩子们的父亲，但至少从纪录片最终展现的效果来看：在受众的眼里，他既是一名父亲，更是一名恐怖分子。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作为恐怖分子，更加可怕；作为父亲，更加残忍。诚然，作为父亲的Osama对自己的孩子时常流露出温情的一面，特别是抱着小儿子玩耍的镜头，会使很多人为之动容。TalalDerki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作为父亲的AbuOsama，深切而真诚的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样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为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继续去战斗。同孩子玩耍的AbuOsama无论站在何种立场，这都是一种违背所有现代文明的共有的价值观的做法，作为父亲，AbuOsama有着一整套自洽的、混合着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站在任何现代文明的角度，这都是一名无比残忍和可怕的父亲。纪录片的职责是记录，不应带有立场，但成功的纪录片一定会使观众思考，使受众有自己判断和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片没有任何正面指责恐怖组织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再成功不过了。纪录片的结尾说到，Ayman和自己的兄弟Osama由于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渐行渐远。而纪录片创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的“盗火者”TalalDerki带给我们的影像告诉我们，被极端思想左右的人民和土地，正在同现代文明渐行渐远。本文版权归作者克莱登课外教培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