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里希特与《无主之作》

继成名作《窃听风暴》十二年后，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再度回归历史政治题材，自编自导长达三小时的人物传记剧情片《无主之作》，该片于去年代表德国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成功入围候选九强。不同于一般传记影片，主人公原型格哈德.里希特的艺术家身份与其独特艺术理念无形间为导演创作提供了预设起点与思路轨迹。众所周知，收集整理人物生平素材，并以此为契机感知人物内心是拍摄传记影片的必要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艺术风格的互相影响与渗透，在深入体会里希特艺术思路的过程中，同为创作者的多纳斯马克极有可能将被记录者的艺术风格与影片进行融合，即使并非出自导演本意。基于此猜测，笔者对里希特所公开的艺术理念，尤其是关于影片着重提及的照片临摹绘画部分与影像本身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二者却有风格上的内在关联。尽管里希特在其主观经历角度对影片内容颇为不满，甚至宣称该影片“严重歪曲自己个人经历”，但其本人或亦未能发觉，他的艺术风格已悄然与剧情片特性产生微妙反应，形成德国现代可贵的影像杰作。影片内容主要取自里希特个人真实经历，格哈德.里希特于1932年生于德国，并于1951-1956年期间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毕业后于当地从事绘画工作。然而彼时东西德间水火不容的意识对立使得民主德国对西方艺术弃如敝履。因不满于当时创作现状，里希特于1961年逃往西德，并进入杜赛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重新学习美术。60年代中期，里希特开始其独特的照相画创作，即通过对照相作品的临摹与模糊处理实现自我艺术追求，而这一系列作品，即为影片中所呈现的“没有作者的作品”。里希特认为，基于不变性，自主性与风格的平衡，照片本身即为完美画作，而这也是他选择照片作为自己创作素材的主要理由。对于个人标志性的模糊处理，里希特也同样给出了理由，他宣称这种模糊手法令画作内部元素呈现同等重要亦或同等无关的状态，消弭无意义的雕琢感和矫饰化艺术性，使得作品各部分得到完美结合。由此不难发现，里希特式模糊处理是基于对平衡感与和谐感的追求，采取去主体与去核心等方式，通过打破主观制造中心来强化整体作用，从而消除突出局部以带动整体这一思路所可能造成的不协调。格哈德.里希特本人作为贯穿里希特一生的事业，绘画艺术在故事中多有涉及。谈及绘画，相信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相似”，“模仿”等词语。的确，孩提时代对于绘画的评判准则往往在于其能否忠实再现所见事物或能否准确表达所想事物。所见皆为某一程度的实体，追求相似自不必多言，纵使所绘主体为想象事物，在作画时亦旨在实现所画与所想的接近。综上所言，对于绘画的初步追求，或者说基本目标，即为所绘事物与被画者间的外在相似。即便对于多数成人，若对绘画艺术不甚了解，无法遵循主题或意境等其他角度欣赏时，也会将“接近”作为评价画作好坏的个人准则，这一观念也可被看作对于绘画艺术的普遍刻板印象。然而，“形似”同样可以给绘画提供外加标尺，从而打破强烈自主表达欲对于风格的固化与反向约束，使作品展现出里希特观念里中“无风格的自由”。正因如此，里希特选取照片这一写实与忠实再现的极致表达形式进行临摹再现，而这种创作方式亦可看作是对绘画艺术刻板印象的尝试性回归。在影片中，主人公同里希特一样，经过一系列失败先锋艺术尝试（报纸拼贴，自由泼墨，对称圆环）后，转而开始以挑选照片并临摹的方式进行创作，但这种回归写实绘画的做法并非遭逢挫折后的自我放弃与创作极端化，而是在看似作为刻板印象的“形似”中寻找和谐与自由的状态。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作品绘画艺术仅是影片内容元素，而回归电影本身，影像艺术在许多人心中也存在刻板印象。遵循上文分析绘画的思路，如果让初次接触电影的孩童给出自己对于电影的定义，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一段比电视剧短，可以一口气看完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在未对电影领域进行深入了解与思考前提下，保留最初印象是极为普遍且合理的情况。因此，许多人眼中电影的艺术宗旨即呈现富于吸引力的故事，或者说按照一定规则呈现故事，而电影也往往被视作一种限定长度的故事载体。以年初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为例，诚然影片本身存在缺陷，但尚不足以使其口碑在部分网站呈现断崖式下跌，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故事结构与多数人对于电影刻板印象的偏离。然而，尽管”电影即故事“属于刻板印象，且电影从不局限于故事，但运用得当的故事并不会损害影像艺术性，相反，就像巴赞赞誉剧情简单，稚气拙朴的传统西部片“富于盎然诗意”一样，合理而巧妙的故事安排可以作为有效共情激发手段，进而成为电影主题或影像情绪传达的绝佳介质。1888《朗德海花园场景》：这部最早的电影在内容上似乎更近似与今天的vlog，在电影发明后不久，以故事为核心内容的影像成为主流并沿袭至今。同格哈德.里希特回归绘画艺术的刻板印象（临摹照片）一样，《无主之作》也体现出与故事性（电影刻板印象）的紧密结合。以宏观角度而言，影片沿用传统的三幕架构（幼年姨母之死，青年东德学习与爱情萌芽，成年西德个人艺术探索与风格确立），使叙述对象的经历划分为三层清晰递进阶段，通过这一最经典也最被广泛接受的结构，库尔特的生平故事在观众视角得到清晰直接的呈现。从细节铺设来看，作为故事一大要素的戏剧感在影片中得到充分营造。在库尔特幼年时间接杀害其姨母的凶手西班德教授多年后阴差阳错成为他的岳父；西班德教授在女儿与库尔特相爱伊始意外怀孕后，因为对库尔特不满找借口为女儿堕胎使她多年不育；西班德教授的纳粹战犯身份在结尾时因其当年直属上司落网而意外泄露。这些或直接，或潜在的戏剧冲突成为连接影像与动荡时代下的悲剧情绪的纽带，无力感在仇人与亲人的身份错位中滋生。同借助照片的“完美相似“来接近真实一样，影片简洁高效的结构与精心设计的细节消除了内容和主题与不同观众间的时代与认知隔阂，使影像下的社会思考变得易于感知。专心创作的库尔特：人物原型即为格哈德.里希特仅仅凭借回归自我艺术领域“刻板印象“尚不足以使影片艺术风格与里希特的理念产生充分关联，影片更为有趣之处在于，导演在剧情推进中，或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类似于里希特模糊处理照片的手法，并达成相似效果，使艺术作品实现和谐与均衡的感受。如果说模糊处理在照片中使得构图主体与其余元素产生地位转变与二次融合，那么对于电影而言，尤其是故事性为核心的影片，模糊处理的运用无疑使抑制本应重点展开的剧情伏笔，使每条故事线索处于均衡用力，凝而不发的状态。前文提及，导演设计了诸多戏剧感极强的剧情线索，任何一条线索的展开均可作为情绪牵引或闭合结局，但导演并未对任一矛盾大肆渲染：在影片结束时，仅有西班德教授单方面知晓库尔特为自己当年所害之人的亲人，并没有仇人相见的桥段上演；而他作为纳粹余孽的下场和他渗透于影片多处细节的个人偏激种族主义也未进行情节递进；库尔特妻子因堕胎多年不育的矛盾亦未展开，反倒以她最终怀孕作为轻巧结笔。这种看似回避的情节安排反倒使影片实现了情绪与内容的均衡，戏剧感承当忠实传递者，而非以过分凸显某一部分使影片沦陷于用力过猛的个人意识中，就如里希特模糊处理后的照片临摹一般，各部分紧密环扣，形成共同进退的整体。影片中库尔特确定艺术风格后的作品，完美再现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通过《无主之作》与里希特的风格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故事结构并非影片关键，真正重心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主题与创作动机，就像本片中借助故事所传递出的战后社会与人性议题一样。这一观点也借由库尔特所提及的彩票号码隐喻在影片中得到表达，“一串随机数字并无意义，但若它们是今天彩票中奖号码，他们将瞬间不同“。正如里希特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创作目的，因此无论风格回归或创新，其根本在于对个人创作的忠实和美学的追求。而模糊处理的本质，则是对人为干预的克制，只有制约过度渲染的欲望，才能褪去浮躁与设计感，使作品维持自然状态。如果将影片作者意图视为一种主观动力，里希特式的回归与模糊化便分别对应着对于主观性的强调与节制，从而使影像在相向力量作用下形成完美均衡。本文首发于一份评论，转载于深焦DeepFocus公众号本文版权归作者Kriky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