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恋抽象的正义，不然你会对法律失望

印度除了恒河跟泰姬陵，最知名的恐怕是强奸。《刑法典第375条》讲的是一个“被强奸的‘强奸犯’”的故事——剧组服装助理与已婚知名导演是情人关系，二人发生争执，服装助理诬告导演强奸，后者获刑10年。传统的法律长期依附男权主义的淫威，而对女性权益的保护视而不见，甚至为虎作伥。在普通法中，rape这个词本来就是从阿拉丁文中的raptus（意为“绑架”）中演化过来的，当时，强奸的违法性在于，它剥夺了父亲或者丈夫的私人财产——其妻子或女儿的贞操。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出现。然而，对任何一种权利的保护如果推向极致，都会导致对另一方的盘剥，《刑法典第375条》就此另辟蹊径，上演了不断反转的现实主义大戏。在逼仄的法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开启“上帝视角”，以一个孤独的勇者姿态向法庭提出了一系列看似荒谬，充满臆测，甚至近乎人身攻击事实主张，但无一证据的证明力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控方提出的证据越是是确凿，陈诉与申辩越是震耳欲聋，越引起警惕。进度条在提醒我，没有这么简单，等到后四分之三的时候会反转的！第375条：性侵犯罪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法官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刑法典第375条，这条其实是关于强奸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如果被告男方利用职权凌驾于女方之上，两人又确实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当女方声称并非自愿时，被告需要负责举证，如证据不足，法庭就会采信并予以定罪。”电影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反转空间，是因为包括第375条在内的法条在内的诸多法条，无法提供完美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性侵犯罪是一种独特的犯罪，性侵行为侵犯的是复杂法益，既包括健康权，也包括性羞耻，法律在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刑事审判对被告人权利的总体保护，无论如何保护被害人权利，都不能突破“无罪推定”这个基本的宪法原则。因此，不能完全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被害人同意的证明责任。基于上述法条，对于性侵犯罪，检控机关首先应该提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来证明性行为的发生且系被告人所为、被害人不同意性行为。如果检控机关无法提供相应证据，或者证据未达“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则要承担败诉的责任。被告人一方无须主动提出证据证明被害人是同意的，也无须承担说服责任。为了取得有利的裁判，辩方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害人是同意的（承担提出责任），其证明标准无须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只要让人产生合理怀疑即可。比如，被告人可以提出两人关系亲密，对方没有合理反抗等，这些证据就回产生性行为可能是女方同意情况下发生的合理怀疑。此时，证明责任就转移至检控方，检控方需出示证据证明合理反抗的存在，并且该证据说服责任需要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程度。维护法律≠伸张正义法律是平衡的艺术，刑法诞生后，国家代替受害人“报复”犯罪，必须对刑罚权有所限制，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伤害。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国家承担双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司法就像垃圾分类，其中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污染整条作业链，影响争议解决的效果和正义的伸张。从司法过程上看，在强奸案中，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鉴定机构的检验，检察机关的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等环节，法院的审理，辩护人、代表人的调查取证，都可能影响证据链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从而使得证据所指向的事实变得扑朔迷离。任何法律，一经制定，便已经落后。每一次法律的修订，背后推动的力量来自无数个血淋淋的案件。可以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所谓公正有两种，案件处理结果意义上的实体公正，和诉讼过程中体现的程序公正。正当程序主义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重在维护正当的程序，刑事诉讼中的真实只是有限的真实，人们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的内在活动接近这种真实。法律与真理之间的距离，或许可以如微积分般无限趋近，但永远隔有一步之遥。任何绝对正义的建构，也许只是人类理性搭建的巴别塔，宣示了人类理性狂妄的自负。正如辩方律师所言，律师的职责不是伸张正义，而是维护法律。过分迷恋抽象的正义，会让人对法律更加失望。本文版权归作者在下辣妹就这样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