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果的伦理拷问

quot;堕胎quot;——一个在西方比在中国扎眼得多的字眼。妊娠的人为终止在那里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伦理问题：父母有权利为孩子决定生死吗，就算它患有严重的先天疾病？那样我们岂不是成了……上帝？看完了聚焦这一问题的《24周》，我们不禁感到：观影获得的东西没比阅读剧情简介知道的多多少。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结果。尽管它在话题上极尽挑衅刺激之能事，最终的结果却像是在错误的树下犬吠不休。很显然，在主题上挑战观众，这是本片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整个故事是围着这一题材被剪裁拼凑而成的。这从创作角度从来也不是一等的方法，更何况电影中展现的那对核心冲突并不是这一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个。一个活在公众视线下的成功职业女性是否该把自己患有严重先天疾病的孩子生下来？这一看上去激烈的挣扎却实在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不必须做这个决定，那么他就做不了这个决定。”助产士这句诚实的话几乎是在布告着主创者的投降：我们无法为你解开这个哲学的困局；我们无法告诉你谁对谁错。也难怪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在这里要彻底失败，因为这问题最终溯回到两个不同的对象上去了：一边是大人们在纠结于伦理和宗教的戒律，另一边却是孩子的幸福与生存。鸡同鸭讲，怎会有结论？当一个人必须做这决定的时候，决定反倒就那样自然地做出了。这里有一组很好理解的悖论：为了孩子的福祉，我们要杀死它。铁一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一个靠机器和药片生存的人没有尊严和幸福可言。影片提醒我们，99%以上的家长选择了堕胎，这说明这个选择根本没有那么难——很沉重，但很容易。再看看女主角自己，她早早就知道答案了。核心冲突的空洞就导致了影片情节的注水。当然了，孩子肯定已经24周以上了：要堕下他去，必须得更为直接的给他注射毒针；当然了，丈夫肯定意见相左：内心的矛盾不够，就需要在外面构建人与人的矛盾啊；当然了，女主角必须得活在聚光灯下，好让社会舆论也得在这一问题上选边站站——可最后，导演也完全没有解决这些外在矛盾，而让女主角英雄式的高喊：只有我才能决定！于是一切变化回零。SheenaIyengar曾经在TED演讲中展示了她对选择这一行为的研究，其中正涉及到相似的困境：襁褓中的婴儿突发重病陷入重度昏迷，父母该如何抉择，要不要拔掉呼吸机？她发现，由医生做出拔管选择的父母反倒事后更容易释怀，而被给予选择权利的家长在之后却更有罪孽感，更陷于“杀死自己孩子”的痛苦回忆中。这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重要的不是选择了什么怎么选地，而是选择带来的影响。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倘若它塌下心来多多刻画些情感的细节，也许这还会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可导演似乎不相信细节的力量，不在意情绪的波澜，只喜欢洒狗血的酣畅。于是最终我们得到的是一部不自信的电影，它花了几乎全长的时间、拖着几多情节剧的负荷，终于得出了个令人消沉的结论：这一道德困境根本无解。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听到了女主的坦诚：“我很想他。”这才该是一部更好的电影！只是这之后几秒钟内，全白的银幕上便出现了字幕，拒绝了我们看到这部更好电影的权利。本文版权归作者brennteiskalt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