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谨慎的怜悯应该何处安放

作为看客，我或者包括你必须自问——是否足够了解一个阿拉伯男人的精神世界？而这个“足够”其实是我跟《必要的杀戮》之间恰当的距离，否则我不会激赏这个电影，即便看过依旧是失之交臂。《必要的杀戮》故事极为简单，讲的是一个阿富汗“恐怖分子”从被俘到逃亡然后穷途末路等待死亡的过程。自始至终，这个男人没有一句话，关于他唯一的线索是几段破碎凌乱的闪回：娇艳的蓝色阿拉伯罩袍里的女人和婴儿是他世俗的爱；其余是他宗教的爱，但更多的是他在诚惶诚恐接受着关于圣战的教义（而在我来看几乎就是教唆，当然我的判断也是有涉意识形态的）。**必须有言在先，接下来的评论因为涉及宗教，很麻烦，写得也会啰嗦，而对于打上门来以雄辩姿态纠缠个别措辞的豆豆，奉劝绕行。因为，写这个评论唯一的目的是想分享本片的好，沿着编导的思路发现他到底在探讨什么。与天朝子民迥异的虔诚的阿拉伯男人，如何成为恐怖分子？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宗教。这阵子有本名为《哈马斯之子》的书极为轰动，作者Yousef是伊斯兰世界的所谓叛徒，他在书中这样反省他也曾经深信的宗教：“Yousef问父亲，伊斯兰阶梯最下一层是祈祷，中间是慈善，最上是圣战。当父亲攀上最上一层时，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决定？”《古兰经》用大量篇幅论述圣战：“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为主道而战的人将永远获胜，将得到真主的奖赏；为主道而战阵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独厚，他们用不着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马上进入乐园。……乐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蜜河，蜜质纯洁。”（注：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如上，仿佛圣战是虔诚者唯一归宿。如托马斯•李普曼在《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一书中的评论：“《古兰经》中作出的那些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身亡的人进入乐园的许诺，是鼓励穆斯林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一种力量。”关于宗教的探讨得到此为止了，伊斯兰教以及现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过于纠结，已不能简单的评价善恶，甚至暴力本身都在演化——最初兴起是为反抗压迫、争取信仰自由，而随着曾经压迫力量的消灭，这种力量往往对外扩张对内走向集权与禁锢……这个剧情，天朝子民听着也耳熟吧！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到底在说什么？身兼编剧和导演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无疑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这或许将遭来最多的质疑——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看客，我们太喜欢问“你有什么资格说话”——斯科利莫夫斯基，你凭什么以阿拉伯人为主角拍一个探讨人家宗教的电影？你是一个波兰人！你还用了一个美国人演人家阿拉伯人！照愤青的逻辑，这显然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证啦。但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电影作者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文化霸权什么宗教争议，我想他只是关心人，以及人的命运。因此，我觉得《必要的杀戮》是在讲人无法逃脱的悲剧。古稀之年的导演，在给我们看痛苦的宿命。斯科利莫夫斯基通过“逃生”这个极端的处境持续塑造这个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当他强烈的求生欲与信仰发生冲突时，他的挣扎和坚持。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毫不犹豫的杀死人类（白人是圣战对象），而在被群狗围攻时只能跪地祈祷；饥肠辘辘时手里握着枪却对着鹿又放下；强迫女人喂奶给他后，极度羞耻痛苦忏悔……等等。宗教指导着他所有的抉择，他配得上“虔诚”二字，而宗教也预设了他之必死。观众在此被放置在“上帝的视角”，俯视这个人毫无意义的奔跑爬行……而观影体验，也被导演恰当地控制着，这是一个最神奇的分寸——导演让我们的怜悯飘忽不定，对文森特•加洛的各种遭罪报以冷漠旁观。这个冷漠的分寸是极真实的，身处和平的我们以及文化优越的西方，难道不是以同样的心态作着中东杀戮悲剧的看客吗？有没有悲悯？其实在看的过程中，尤其到了后1/3，我不断地看时间，我担心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然后，聋哑波兰村妇出现了，她的设计最初令我失望。我以为导演将滑向庸俗的救赎，像个好莱坞电影。但当村妇缓缓戴上毛线帽子，礼貌地打开房门，几颗雪花飘零——我深深地被震撼了，这个时刻是我以为的高潮。这段静谧的心照不宣，拍摄和表演都极为缓慢，斯科利莫夫斯基希望看客们能够思考，思考我们那谨慎的怜悯应该何处安放。这个村妇的设置是符号化的，而符号化常常是电影人物的缺陷，事实上人们仍然可以认为这个人物不好。但从作者论的角度，斯科利莫夫斯基必然如此，他是那个提问的人——难道只有对天下事充耳不闻才能有悲悯吗？同样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追问。村妇请阿拉伯人离开，虽然给他包扎了伤口给了他马，但或许她也清楚阿拉伯人还是会死在漫天大雪的路上吧……而她终究不会收留他。显然，真实的悲悯依旧是有限度的，它直抵人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