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庭》：道德的惩罚与赞美

原文链接：http://www.qh505.com/blog/post/3433.html走过一条条阴暗的通道，穿过一扇扇冰冷的铁门，戴着镣铐的爱尔莎在狱警的押送下走向牢房的深处，也走向命运的终点，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罪犯，站在法庭上的时候，她是一个被告，而现在，她已经成为杀人凶手，从自述到辩护，从绝望到死亡，“但是让人害怕的是她什么也没有做过。”一步步走上死亡之路，在50年后的情人塞尔日·克拉维尔看来，这是属于一个女人的悲剧，这是为了爱情的死亡，为什么“她什么也没有做过，可是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为什么50年来她还是一个清白的罪犯却被判处死刑？50年前，这一场“裁判结束”了，到底是谁主宰了这一场判决？是主法官，是律师，还是那些临时法官？对于这一部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来说，导演安德烈·卡耶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法国当时的司法制度改革，所以来自法国各地的临时法官成为电影里的裁判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全国最大的土豆种植者马兰德，有贵妇人米古兰夫人，有餐馆服务员菲尼克斯，这20个彼此陌生、各自都有自己生活的人被邀请成为临时法官，在刑事法庭上对爱尔莎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司法改革，对于这些从来没有站在法庭上的人来说，是一次挑战，甚至在接到邀请的时候，还有人想要拒绝。在法国农村的土豆种植老板马兰德似乎只关注自己的那些土豆和牲畜，当两个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邀请他去凡尔赛参加审判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临时法官，还骂这两个人，但是当听说这是一个全国只有20个人获得的“荣幸”的时候，他又改变了态度，在签字之后接受了邀请。而在餐馆做服务生的菲尼克斯也被邀请时，很多人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但是希望成为真正的法官的菲尼克斯还是在未婚妻芭芭拉的支持下走上了法官席。作为司法制度的改革，这些临时法官从全国各地而来，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回避，第一次在法庭上宣誓，也第一次向被告提问，第一次和大家一起自由讨论。这些都是改革中新的尝试，所以在法官宣布进入法庭的时候，仔细讲解法庭上的相关制度，比如回避就是有些人被迫不能在法庭上出现而又不得不出现，他们只能待在一个隐秘的门里；比如他们提问时不能有任何攻击性言论，必须保持“必要的和严肃的”态度；比如在宣誓时女人不能戴手套。而在最后发表意见的时候，朱法官又希望他们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做一个真正的法官。当这些对于司法制度陌生的临时法官组织起来，他们面对的是一起“杀人事件”。一个名叫爱尔莎的女子用药物将交往八年的情人莫里斯送上了死亡之路，她是一名医生，在一家妇女医院工作，然而在4年前，莫里斯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渐渐失去意识，在两年前他有过短暂的恢复，当时他就希望爱尔莎帮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愈，只有死亡这一条必然的路，而活着对于他来说，只有痛苦，在害怕死亡的莫里斯面前，在结束自己生命的请求面前，爱尔莎终于给他注射了药物，让他在没有痛苦中走向了死亡。“他的死亡只是结束了我的痛苦而已。”这是站在法庭上的爱尔莎说的话，对于她来说，和莫里斯有过美好的爱情，但也有痛苦的回忆，当疾病缠身而最终被宣判像植物人一样死去的时候，爱尔莎看起来只是帮他完成了不再痛苦的愿望，不管是法庭出示的莫里斯X光照片，还是医学教授穆桑对于他的疾病的判断，在客观上莫里斯的确没有任何希望了。这是客观现实，但是爱尔莎注射药物就是一种主动行为，是将一个没有真正死去的人推向了死亡。50年代的法国一定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所以从法律层面上，爱尔莎的主动行为一定触犯了法律。尽管莫里斯妹妹将她送上了被告席，尽管莫里斯有着3000万法郎的遗产，但是在这个案件中这些似乎只是为案情的复杂和众说纷纭提供了另外的细节，但是爱尔莎帮助莫里斯而对他实施安乐死，在法庭上成为焦点，似乎更多是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讨论。比如爱尔莎的性格是不是冷酷？比如和莫里斯的妹妹是不是一直不和？比如和莫里斯的感情是不是真挚？当被告爱尔莎陈述完毕，当主法官提问完毕，交由临时法官提问时，对于第一次坐在刑事法庭的临时法官而言，似乎更多的是新奇，他们提问，他们讨论，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在庭审完毕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这次庭审带来的意义，报社的克拉维尔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事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主的权力，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米古兰夫人认为：“这真是有意义的法庭审判，政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而以成为真正法官为理想的菲尼克斯，在这临时法官的经历中收获了更多。实际上，在刑事法庭上对爱尔莎一案进行审判的同时，这些临时法官们的各自生活也发生了变化。马兰德离开土豆种植园来到凡尔赛几天，打工的青年朗玛多就自己安排休息时间，吹着口琴不干活，甚至让妇人瓦里斯也一起享受生活；莫丽卡和男友的恋情遭到了身为临时法官的父亲的反对，但是妻子和大女儿却劝他不要过多干涉，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一天晚上，和男友出去的莫丽卡到凌晨2点都没有回来，身为父亲的他原想教训一下孩子，可是当女儿一个人泪眼朦胧地出现时，他的怒气消散了，摸着女儿的头说安慰她给她一个父亲的爱；古德龙因为倾慕不断接近米古兰夫人，却被夫人冷眼相待，她却和另一个比夫人年轻20岁的年轻人促膝谈心，引起了古德龙的不满，继而古德龙在米古兰夫人面前说他曾经和年轻女子一起死进入旅馆。实际上，在庭审之外发生的故事，都和道德有关。马兰德回去发现朗玛多和瓦里斯不干活，就狠狠教训了他们，还吹罚他要将没干的活全部干完；莫丽卡的父亲为了女儿也是想着教训那个男友，而被抛弃的女儿在他怀里哭泣的时候，他也用父爱来弥补；报社的法维歇和妻子总是发生争吵，而孩子也似乎反抗着一切，在这种几乎破裂的感情里，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维护家庭的和谐；甚至，餐馆服务生菲尼克斯在最后庭审时因为匆忙而忘了带钱包，当从出租车下来时才发现尴尬，但是因为急于赶去庭审，所以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争吵继而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菲尼克斯也是大声吆喝，为自己辩解，甚至还威胁警察秘书，最后还乘机逃跑……每一个临时法官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里，不管是教育、父爱、婚姻还是纠纷，似乎都是在道德意义上，虽然成为了临时法官，虽然感受到了一种变化的新奇，但是生活中以道德作为评价标准被处事原则，说明所谓的法治生活还需要更长的路。而决定爱尔莎是否有罪的一个关键细节是：爱尔莎有新的情人，这是莫里斯的妹妹在庭审中揭发的，爱尔莎没有否认，在她看来，认识克拉维尔是在莫里斯生病之后，而克拉维尔也是因为同情爱尔莎而帮助他，实际上，在爱尔莎的心里，自己是为了爱而让莫里斯安乐死，克拉维尔也是为了爱而接近自己，所以不管是莫里斯之死还是自己和克拉维尔之间的感情，都不是一种犯罪，都是爱。“从来没有想要丢下莫里斯”，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爱尔莎为自己辩护。而克拉维尔上庭时，也把爱尔莎对莫里斯的照顾看成是一种伟大的爱情，“她一直守在莫里斯身边，那个期间我们一直清白，她只是奉献，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而他对法官的问题只有一个：“她为何要承受这样的苦？”不管是流泪的爱尔莎，还是激动的克拉维尔，他们都在维护一种纯洁的爱情，这种爱情与私利无关，与遗产无关，更与谋杀无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道德意义之上，所以莫里斯之死最后其实变成了道德和法律的博弈，在最后的讨论中，临时法官们似乎已经在各自生活的改变中慢慢体会到了一种法制意识，吉贝尔认为爱尔莎就是凶手，她无可厚非是杀死了莫里斯，而作为天主教徒的法维歇也认为，社会契约对她来说是致命的，应该判她通奸罪。但是更多的人却还是从道德出发，米古兰曾经接触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克拉维尔，他请求米古兰夫人在法庭上对爱尔莎做出公正判决，不是贿赂，但却也是一种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所以米古兰在最后讨论时，多少还是受到了克拉维尔的影响：“作为一个女人，她对司法做出了深刻的见解。”她爱着莫里斯，为了减轻痛苦而结束他的生命，她在法庭上不沉默，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一个女人自主的表现。而菲尼克斯却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对别人的生活几乎不发生影响；而莫丽卡的父亲却认为，女人不会为了爱去杀人，因为自己的女儿就是死心塌地跟了男友。主法官说：“法律永远是公正的。”推行临时法官制度作为一次实践，就是要收集民间的意见，充分吸收社会各阶层的观点，但是在法律意识不强，司法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用这几个临时法官做出的决定对被告作出判决，还是有些随意，至少是有争议的，就像那时的安乐死一样，处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但是这个案件最后还是被定性为谋杀案，爱尔莎还是成为凶手要执行死刑，可以说，这是道德意义上做出的判决，是道德对一个女儿的惩罚。而在这道德审判中，爱尔莎似乎成为一个爱的牺牲品。“一切都远离了所爱的一切。”在50年后的克拉维尔看来，当初被判决死刑的爱尔莎完全为了自己的爱情“什么也不在乎”，也只有自己和她的父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后的50年，在18255个白天和18255个夜晚组成的50年时间里，克拉维尔一直对爱尔莎保持敬意：“人们不会就这样忘记她的一切，她为自己做出的那些辩护，给社会带来的哪些影响，这些都会让大家记住她。他们听着她的故事，传送它的影响，证明她的清白；他们跟着自己的良知，为她祝福，为她祈祷，她给人们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的事迹将被所有人传颂。”是的，在克拉维尔的信心深处，爱尔莎就是一个为爱而赴死的人，而50年来的人们就是在良知上将她视为一种伟大的精神的代表，从而影响更多的人。这是对于爱尔莎道德的美化，而其实，克拉维尔的这段50年后的话也是导演安德烈·卡耶特的观点，那些临时法官作为司法制度改革到来了新奇的东西，但是他们似乎都被自己的个人感情所左右，所以在最后的判决中把一个清白的无辜者送上了死亡之路，这是一场荒谬的审判，也是司法制度的最大弊病，影片里，在持续的庭审中，门外始终有一个妇人在找吉贝尔，最后当做出最后判决宣布爱尔莎有罪的时候，她见到了吉贝尔，告诉他的一个消息是：“她是你父亲的女儿。”这是最后才交代的线索，而实际上这条隐含着太多故事的线索依然指向道德层面，吉贝尔在讨论中是认为爱尔莎是有最的，而且是最强烈要将她定罪的临时法官，而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我的罪比谁都大，她应该被救出来。”言下之意就是因为自己投了她有罪的一票，所以最终决定了她的死亡，而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就不会这样决定，也就意味着，爱尔莎在这一份亲情面前会成为无罪的人。有罪或无罪，仅仅是情感的支配，仅仅是道德的惩罚和保护，所以当爱尔莎成为牺牲品，成为50年来一直无法抹去的悲剧时，它的意义更在于如何在感情和道德层面上寻找真正的法制意识，真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清白的罪犯”。lt;图片1gt;